近日，知名公益人士雷闯发布消息，称当天早上有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工作人员给他打电话，称他递交的促进乙肝药物降价建议信获得国家卫计委主任的批示，请疾控局牵头阅研其来信，会同有关司局研究逐步有序完善基本药物制度的措施。此事得到国家卫计委证实。

　　雷闯虽然今年夏天才研究生毕业，但他作为公开自己乙肝病毒携带者身份的第一人，早已是国内知名的公益人士。近些年来，他一直在关注这个人群的就业歧视问题，成为采取多种行动呼吁社会反对乙肝歧视的知名人士之一。6月26日，热爱户外运动的雷闯带着写好的建议信，开始沿着京杭大运河徒步走向位于北京的国家卫计委，并给自己的行动取了个名字“益行去北京”，寓意“为了公众利益去行走”。雷闯说，在他的行李中，最重要的除了建议信，还有一棵绿色植物，“绿色代表温和理性，寓意希望，希望国家卫计委能采纳建议”。9月13日下午他到达卫计委，递交该建议信。

　　其实雷闯“乙肝药物降价建议”的要求并不过分，因为对照艾滋病的各种政策，对乙肝病毒携带者则缺少如此的政策关怀。为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遏制艾滋病流行蔓延，我国政府2004年就出台了预防艾滋病“四免一关怀”政策，为艾滋病病人免费提供抗病毒药物与提供咨询和初筛检测，同时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妇提供免费母婴阻断药物及婴儿检测试剂，对艾滋病病人的孤儿免收上学费用，将生活困难的艾滋病病人纳入政府救助范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必要的生活救济。

　　但乙肝病毒携带者则没有这些关怀。中国有近1亿人携带乙肝病毒，其中需用药的慢性乙肝病毒携带者有2000多万，乙肝抗病毒治疗的用药人群广，用药时间长，药物价格高，一个月的药费约1000元，但该类药物未被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别提免费了。因此，雷闯才建议将乙肝药物纳入该目录，按照有关规定统一招标采购，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的基本药物实行零差率销售，按实际进价销售，不再加价。

　　此外，在药物没有享受到政府的优惠之余，乙肝病毒携带者还承受着各种偏见与不公平对待，乙肝病毒携带在学习、工作等诸多领域受到赤裸裸的歧视。尽管《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就业促进法》等都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人员，不得以是传染病病原携带者为由拒绝录用，不得强检乙肝，否则将被处以罚款。但各种隐形的歧视仍广泛存在。

　　因此，从这些方面看来，雷闯的行动意义对于社会来说，首先是逐渐改善了人们对乙肝的偏见与歧视，促使了全社会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尊重，同时从政策上不断地推动各种或显著或潜在的不公正对待的矫正，比如他以一己之力，获得首张食品卫生类健康证明，以此为乙肝病毒携带者群体争取一个公平、平等的就业生活机会。

　　其次，雷闯的行动，以其理性与技巧性，不断地促进了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以理性公民的方式，去表达自身的建言与诉求，同时更勇于站出来，为自身的整个群体代言、呼吁。一个人的力量确实是很微弱的，但只要站在道义的立场上，为了公众利益持之以恒，他都将有可能推进一个公共政策的改善。这是雷闯徒步进京递交建议信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而国家卫计委有关人士的批示与接待，则表明了政府部门的一种平等、开放的姿态，能够尊重公民的合理建议并积极反馈回应。这是值得肯定的。由此可以看出，理性对话是何其重要，特别是作为强势方的政府来说，尤为需要具备这种理念与工作方式。很大程度上说，它是化解当下社会的各种情绪、戾气乃至暴力的有力保障。

　　在现代社会，每一个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与改善，必须依赖于官民之间的理性、良性的对话与互动，领导拍脑袋决策或罔顾民意的封闭式执政的时代，早已经被各种现实论证为不可行了。理性的公民，需要有理性的政府能够以平等的姿态去倾听与接纳，也只有政府更理性、包容、开放、尊重，才能够互动出更多理性的公民，以同样的姿态去面对政府。因此，尽管雷闯此行的目的有待于进一步的政策调整，但他的行动与官方的反馈，已经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官民良性互动案例。我们期待往后能够有更多这样的官民良性互动，来推进各项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