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乱象,治理三部曲
中国的网络舆论场,原本是在激烈的表达和抗议声中登场的,只是其表达的内容,让人有时欢喜有时忧。
内地开设最早的时政论坛,是人民网的强国论坛,创办于1999年5月9日,北约野蛮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的第二天,当时叫作“强烈抗议北约暴行BBS论坛”,6月19日更改为现名。
更多的时候,网络舆论场是针对国内老百姓的民生、个人权益保障问题的“吐槽”,甚至“骂娘”,在嬉笑怒骂的批判性思维和情绪宣泄中,寄托着对个人前途和国家前途的美好愿景,或一厢情愿。
官方和民间“两个舆论场”的隔阂,日益凸显。政府背负着现实国情和既有利益格局的沉重负担,而要求立即改变的网民却总是能占据道义制高点。老百姓不理解政府公共治理的全部复杂性,容易把政府视为美好生活的制度性阻碍,因而网上不利于政府的负面传闻乃至于恶意猜测总能迅速扩散,引起共鸣。而一些政府部门则容易把有诉求的老百姓视为维稳的潜在对手,对网民的意见表达倾向于管控打压而不是倾听化解。这就更加激化了政府和网民之间的对峙情绪。
在众多突发事件和敏感议题上,对于网民的疑问,甚至某些挑衅性的言论,政府首先需要做好新闻发布,力行政务公开。其次需要新闻宣传部门做好耐心的说服解释工作。在此两招无效的情况下,对于某些危害现实社会秩序的违法言行,才需要采取强力措施。如果绕开前两项工作,直接让警察冲到宣传部门前边,警方可能涉嫌越位,新闻宣传部门则可能属于惰政行为。
2009年6月,河南杞县发生过一起钴60放射源的“卡源”事故,当地政府采取三不政策:不通报情况,不接受采访,不允许报道。隐瞒了一个多月后,一个谣言疯传:放射源将爆炸,一旦爆炸,全县男人将丧失生育能力。7月17日这一天,全县群众纷纷开着汽车、拖拉机、三轮车,逃亡周边县市,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杞人忧天”。事后,地方政府宣布“抓获杞县钴60事件5名造谣者”,其中一名曾经转帖虚假消息的网友被拘留。
在杞县几成空城的这一天,互联网管理部门的同志建议人民日报写评论,批评基层政府未能认真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人民日报的“人民时评”警告道:“看似谣言是引发大规模社会恐慌的主要诱因,但其背后隐含的,却是当地信息发布的失语和由此引起的公信力缺失。”
2011年6月,北京昌平区出现疑似蜱虫,却没有引发社会恐慌,因为地方政府开诚布公地面对公众质疑,第一时间确认了蜱虫咬伤宠物的事实,同时澄清并未出现咬人病例,但提醒市民注意防范蜱虫,并郑重承诺会持续监测蜱虫。这样的表态和措施,完全是急市民之所急,想市民之所想,市民没有理由怀疑政府的诚意和治理能力。
今年9月18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求对重要舆情和社会热点问题,积极回应、解疑释惑,并注意把人民群众的期盼融入政府决策和工作之中;使政府经济社会政策透明、权力运行透明,让群众看得到、听得懂、能监督。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调研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建设时强调:要积极主动应对和引导舆论,重要舆情要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了解、收集社情民意,畅通监督渠道,发挥好社会监督作用。中纪委秘书长崔少鹏在在线访谈中透露:条件成熟时,这个网站还准备开通官方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应用。
打通官方和民间“两个舆论场”,根本之道是在有关公共利益的问题上,政府信息公开,减少官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人民日报发表的“人民时评”《靠什么终结“网络大谣”的神话》,引用传播学者克罗斯的谣言公式:谣言=事件重要性×事件模糊性÷公众批判能力,表明谣言的能量有多大,既取决于真实信息的透明度,也取决于受众判断水平。
上海交大教授张国良把谣言公式进一步扩充为:流言速率=事件重要性×状况模糊性×技术先进性÷权威公信力÷公民判断力。张教授注意到另外两个因素:媒介技术越发达,谣言(或未经证实的流言)的传播力就越强;政府的公信力越低,谣言越有市场。
制止谣言,不可能关闭新技术媒介(可能有些官员内心深处的确有这样的期待),需要做的是大力修复和提振政府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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