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继续追问的是，是谁造成了这种轻刑化的结果？是司法机关的“官官相护”还是审判规则本身存在缺憾？

　　近日，云南省大关县的一桩强奸幼女案引人关注。被告人为政府官员，受害人为4岁幼女，将法院5年有期徒刑的一审判决置于被质疑的漩涡。这样的量刑结果，是否有失司法公允？

　　官员强奸幼女，原本就是极度触痛社会舆论的恶性犯罪，而司法结果上的轻刑化倾向，更是引发公众的诸多担忧与猜忌。但对于司法问题的评判，首先需要回归到法律理性上来，按照法治的逻辑予以省思。

　　根据刑法规定，强奸罪一般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从报道看，本案对于犯罪事实似无疑义，焦点在于法院的量刑是否失衡。量刑往往被视为法官裁量的范围，在法定的刑罚幅度内，法官按照量刑情节予以决定。量刑情节又分为法定情节与酌定情节，前者有法律的明文规定，故而优于酌定情节。从刑法对强奸罪的规定看，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乃是法定应当从重的量刑情节；而犯罪人犯罪后的态度，则是常见的酌定情节。

　　本案中，法院判决的理由是，被告人“归案后能主动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但这并非法定应当或可以从轻的量刑情节，至多只能算是酌定参考的情节。报道显示，被告人没有向被害人家属道歉，并未取得被害人家属谅解，让其认罪态度打上折扣。而且，受害人的年龄只有4岁，由此可推断犯罪的危害性更大。但我们从中只看到判决对酌定可以从轻情节的考量，似乎并未体现法定应当从重的情节。所以单纯从结果看，5年徒刑处于3至10年法定刑期中接近最轻的位置，难免让人感到有轻刑化的嫌疑。

　　有必要继续追问的是，是谁造成了这种轻刑化的结果？是司法机关的“官官相护”还是审判规则本身存在缺憾？由于缺乏明显的证据，我们不能带着偏见对司法机关进行无端猜忌；不过从规则本身分析，本案量刑结果依据来自最高院2010年出台的量刑指导意见，其中规定：“强奸妇女、奸淫幼女一人一次的，可以在三年至五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这一规定忽视了奸淫幼女是强奸罪从重情节，进而带来强奸幼女的量刑与强奸一般妇女相差无几的结果，从重的情节无从体现，造成量刑失衡。

　　有意思的是，最高院2009年试点的量刑指导意见中，则规定以法定刑中段略下为量刑基准，并明确强奸妇女1人的基准刑为有期徒刑五年，奸淫13至14周岁幼女的重处20%，被害人年龄每减少两岁重处5%。我们不知道后来的意见为何改变了这种量刑基准的规定，但从量刑的公允与正义而言，2009年的思路似乎更为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