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金堂部分家长要求学校为6年级的学生在4点半的放学时间后再多加一些补习时间。为此，学生家长们自愿向学校交了400元的补课费。“补课费”交了不到一个星期，学校召集家长们开会，宣布不补课并退回家长们的400元钱。此后，数十名家长联名要求恢复补课。当不补课的消息传来，学生失望，家长急哭。（10月21日《成都商报》）

　　在教育部刚刚对小学生减负版“国十条”征询意见的背景下，家长、学生、校方各方对补课“难舍难分”到一掬眼泪的地步，这可能要令足不出户的专家学者大跌眼镜了。尽管当地教育局回应称，望“多给娃娃点成长空间”，但在家长或学生眼里，可能小升初的成绩比“成长空间”更为实惠。这就像素质与高考成绩一旦对垒起来，恐怕更多人还是倾向后者一样。这不是市侩选择，而是复杂语境下的生存焦虑。

　　唐伯虎的《桃花庵歌》里唱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趋利避害，人之本性。家长联名“求补课”、甚至连小学生都希望“被补课”，这显然不能视为简单的群体癫狂，作为理性经济人，这样的选择既有现实性，也有性价比：一者，一个学校不补课，不代表所有学校不补课；城里学校不补课，不代表乡下学校不补课；集中起来不补课，不代表分散下去不补课……在教育偷跑已经成为明规则的当下，谁恪守规则，反而“很傻很天真”，连起跑线上在哪里都分不清的民众，又怎会甘心明晃晃输在补课这回事上呢？

　　二者，就算所有学校都信守不补课的诺言，但还是架不住商业补课机构的搅局，且不说市场上的补课行情已经令家长大呼吃不消，就算从补课效果上看，显然没有天天跟孩子在一起的科任老师更懂得有的放矢、更熟悉孩子的学业情况。一句话，400块钱一个学期的补课费，不仅价廉物美，更让家长放心安心。如果禁绝了校内的廉价补课，在家长的成绩焦虑无法缓释的情况下，不过是为校外补课提供了更多“刚需”罢了。从教育公平来说，这反而加大了穷孩子向上流动的成本。

　　地方教育部门向补课说不，这自然是权力作为的好事。但如何保证教育执法的效率与常态，以及让孩子的“成长空间”兑现为人生博弈的硬通货，这显然又不是地方教育部门能做得了主的事情。这样的纠结，恰恰是中小学减负的尴尬现状：不减负，学生的拉杆箱书包受不了；当真减负了，校内负担校外补，家长的荷包更受不了，反而还会导致更多乱象，揪心又操心。家长宁可选择校内补课，不过是“次坏选择”罢了。症结究竟在何处？说到底，升学评价体系的“牌坊”岿然不动，逼着学校、学生与家长唱素质教育的大戏，谁当真，谁就当真要输了这一局。

　　破解家长联名“求补课”之悲怆，只是让不得不癫狂的家长“淡定淡定”，有用吗？

　　文/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