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检察官实名举报干部三年无果辞官种田的新闻，昨天依旧在网上被热传。曾荣立一等功、被评为省劳动模范的山西省检察院检察官张旭民，实名举报该院副检察长严奴国在担任院政治部主任期间，涉嫌存在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严重违法犯罪问题，三年无果后，他选择了辞官回乡做一名农民，开荒山、搞养殖。

　　尽管前检察官张旭民表示，自己还将继续举报下去，但毫无疑问，辞官种田至此已成为一个分外悲壮的结局。“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但当官员真正回家做农民，这本身就蕴涵了一种个人抗争的放弃。正是因为三年举报无果，张旭民才选择了提前退休。他似乎已远离了冲突之地，也一再表示就算有生之年问题解决不了也无憾，但回归田园终究是种无奈的抉择。辞官再附加上种田，只能愈加让抉择显得苍凉。

　　就像法官上访是“非典型上访”，检察官张旭民的举报显然也是一次非典型举报。“非典型”首先体现在其身份的特殊性上。检察官的身份注定张旭民拥有比常人更多的举报与救济资源，也更加熟悉体制内的申诉渠道与规律。正是因为这种熟悉，其举报具有了非同寻常的第二层“非典型”：至少从新闻的内容来看，张旭民举报的滥用职权、徇私舞弊都得到核实，但因为被举报者严奴国的继续在位，一次成功举报最终还是成为了无头案，难于追责。

　　看清了此种“非典型”的个人抗争，就会看到张旭民身后更浓厚的尴尬意味。当对实名举报的独立第三方调查远未形成，举报事项只能重回事发的原单位处理，如此遭遇的只能是被举报者的刻意障碍，真相难出。在此刻，检察官张旭民与其他的实名举报者一样孤独。于另一方面，对“吹口哨人”实名举报者的法定保护远未兑现，这也就导致了检察官张旭民将重复不少实名举报者的再无退路境地。发生于前检察官张旭民身上的，正是所有举报人共同的困境。

　　即便种田仍声明自己不会放弃举报的张旭民，谁来为他减少此种负累？新闻报道会让其被聚焦，促进举报事件本身的被解决，但要让类似的自我反抗式事件不再出现，需要对实名举报处理机制本身的改革。当实名举报能常态性地被“第三方”处理，举报者也能处于一种笃定的被保护状态，曾经闻名遐迩的检察官自然就无需提前退休，更无需愤而种田。

　　改革当然不可一日速成，对于山西检察官辞官种田事件，现在唯一能做的是期待新闻不被降温，并以此来带动更多的改变。河北保定自锯病腿的农民郑艳良说，“新闻降温即意味着我将死去”，同样，如果不能对一起检察官的实名举报失败加以持续关注，那么更多举报人的命运与抉择将不难想象。正因为如此，这篇文章是一次小小的声援。多么希望让人们的眼睛在该则新闻上多停留些时刻，关注前检察官张旭民，也是在关注更多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