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中国楼市泡沫破裂的时间越来越近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陈志武教授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的时间越来越近。

　　陈志武认为，未来十年不会是维持房价总是持续增长的10年，可以有99%的把握。因为中国经济增加到今天，很难按目前的模式每年都7%、8%甚至是6%持续增长下去。上帝对中国过去的30几年非常照顾，但是我们都知道根据人类社会历史来看，国家的兴衰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总是在快速的增长下去。

　　陈志武称，这样的例子可以数很多。16世纪17世纪的时候荷兰快速增长，然后18、19世纪一段时间里面是法国、英国。英国经历了200年左右主宰世界的时期，中间也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到20世界初总体上帝国的时代已经结束了。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美国是不是能够长久持续，改变前几个世纪其他国家都没办法避免最后走向衰落的规律，现在还很难说。但是不管怎么样，世界历史几千年来看，还难有一个国家总是能够快速、持续的增长下去。从数学上来说这也是不可能的，从人类生存需求方面也很难做到这一点。

　　陈志武强调，中国经济现在的泡沫越来越大，这本身就告诉我们，中国房地产泡沫要破裂的时间离我们越来越近。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房地产再持续地增长绝对不会超过五年，十年。“未来几年就会告诉我们，不会因为我们中国人是黄种人，不会因为中国社会是种儒家社会，人类社会的规律就不适用。这么多年所有的经济学和金融研究，关于不同社会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告诉我们，中国人在几乎所有方面本质上和人类社会的其他人种是一样的。”

　　“弗里德曼88年来中国，他就讲，‘我想来想去，彻底的公有化就是私有化，彻底的私有化就是公有化。’。所以这种概念讨论我不认为有太大的意义。我还是坚持我97年给中央的那封信里的意见，社会主义与否跟国有不国有没什么关系。”吴敬琏接受凤凰网采访时提到。

　　备受各界关注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在11月9日-12日召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将会有怎样的突破？凤凰网就此对话多位资深经济学家，进行深入探讨中国市场化改革之路。本期对话吴敬琏。

　　凤凰网：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了一个纲领性的突破性概念，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对随后的市场化改革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在国企改革上，很多人就认为改了国企这“市场经济”就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你认为有必要提出新的概念解决这问题吗？

　　吴敬琏：没有必要提出新的概念，我不认为有问题。有的事情确实需要提出新的概念，有些事情不一定要提出新的概念。中国经常发生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东西经过讨论大家都接受了，但过了几天那个内容就忘了或者是内容变了。其实这些问题都是经过讨论的。

　　譬如要不要加“社会主义”这个前缀的问题，在90年代初期就讨论过。对赞成市场经济改革的人来说，当时有两派意见。有一些是我们经济学家同仁，认为不能加前缀，因为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嘛！有什么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呢？他们这个意见是有道理的。

　　我自己是在几位同志的建议之下，在92年的4月给中共中央写过一封信，就是建议在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我是赞成加前缀的。

　　凤凰网：你是赞成加前缀的？

　　吴敬琏：我认为不能断定“市场经济”前面就不能有形容词。我给我的经济学家同仁们举了一个例子，大多数德国人都说他们的“市场经济”叫“社会市场经济”，“社会”这两个字是不是前缀呢？是前缀，德国人并不认为不能加前缀。现在德国人又加了两个字，叫“社会生态市场经济”。还是有前缀，有这个前缀不是说这个市场经济本身有什么不一样，市场经济就是市场配置资源，但指向一个社会目标。所以我觉得，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前缀，问题在于怎么定义“社会主义”。

　　如果按照苏联的定义，社会主义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国有制的统治地位，这当然与市场经济是矛盾的，不能兼容的。如果是国有制占统治地位，根本连商品交换都不可能有，是不是？那更没有市场经济了。

　　所以问题是怎么定义社会主义。我定义社会主义就是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这就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理想。

　　凤凰网：你是说不加前缀的市场经济不能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

　　吴敬琏：那不一定，我只是说可以加。因为我们现在打着一个社会主义牌子，但是有些人搞的可是权贵资本主义。所以我认为要强调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否则的话，你就没有资格讲自己是社会主义。所以现在有人说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前缀，国企就改不成了，我说没有这个道理！

　　凤凰网：你帮我们简要回顾一下国企改革的历程和一些争论。

　　吴敬琏：92年说了要建立市场经济。建立市场经济呢，就一定要有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但是我们从78年改革以来一直是说国有为主导，第一次对这个口号作了新的解释是“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93年的决议里面有那么一段话，就说国有为主导的意思是国企要有控制权，但并不是在所有的阶段所有的行业都要控制。

　　93年以后就开始按照这个进行改革，到了96年的时候，因为97年要开十五大，就发生了新的争论。北京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有个杂志叫《当代思潮》，写了所谓第三个万言书，中心就是讲国企。

　　它的中心说法就是国有制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全面国有制是社会主义必须追求的目标。然后用这个批判改革，说“改革的过程中国有经济的比重不但没有提高，而且降低了。而且呢，有些人认为国有企业的控制权可以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行业有所不同，这是一个令人悲哀的事情，按照这样一种路线的改革是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如果不能保证国有的主导地位，那还要共产党做什么？”这是第三个万言书。

　　然后改革派就起来反驳，一个不同意见是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说的，厉有为在中央党校一个座谈会上讲国有制不是公有制的最好形式，他认为是要卖股权。

　　凤凰网：股权公众化。

　　吴敬琏：他说这才是公有制。然后就掀起了一场对厉有为的批判，说你不要想当中央委员，你连当共产党员的资格都没有。

　　我们国务院发展中心当时有个课题组，给中央写一个报告，提出要对国企进行公司化改革，另外还提出要对国企做战略性重组，做布局调整。这个东西很敏感，因为我是课题组组长，所以我就写了一封给党中央的信，叫《关于社会主义的再定义问题》。我就针对“国有制是公有制高级形式，是社会主义必须追求的目标”这个说法。我说这个定义是苏联教科书定义，这个定义是错的。我赞成邓小平的定义，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所以是不是社会主义跟国有制的比重大小没有关系，而现在国有制的规模太大了，所以要进行战略重组，国企要退出一些部门。

　　这个事情，江总书记也跟我电话作过讨论。后来十五大定的是国有经济要有进有退的调整，国有经济所需要控制的只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但当时对十五大的这句话也有不同理解，比如说电信，有人就说电信这个东西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我就说，说起来民以食为天，粮食才是最重要的，那粮食是不是也应该国有？经过讨论，99年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国企改革的决定，把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规定为三个行业一个领域。第一个行业叫关系国家安全的行业，第二个行业叫做自然垄断行业，第三个行业叫提供公共产品和公益产品的行业，第四个领域叫做高新技术产业和重要行业的骨干企业。这是1999年中央全会的决定。

　　到了2006年，国资委发布了一个文件，据他们说是国务院批准的文件，要求加强国有企业的控制，要在7个行业绝对控制，要在9个行业有较强的控制。这以后，国进民退就加剧了。这是违反党中央决议的，居然可以这样！

　　凤凰网：那你怎么看最近蒋洁敏和中石油的事？

　　吴敬琏：中石油的事应该引起警惕。中石油上市，我当过他们上市公司的第一届独立董事，我是被他们轰出来的。

　　中石油上市的时候，有个总的原则是上市公司从事的业务，集团公司就不能做，这是有协议的。但之后就在两个事上发生了纠纷。一个是海外业务，这块经过我们在董事会的斗争算是胜了。另外一个是加油站。本来加油站应该都是上市公司的，LOGO应该是长方形的红白两色，你现在去全国的加油站看看LOGO是什么样的？全是圆的了。

　　凤凰网：集团公司的LOGO。

　　吴敬琏：对，全部回去了。

　　凤凰网：现金流最好、最赚钱的业务回去了。

　　吴敬琏：上市公司本来应该是个独立法人啊。

　　凤凰网：你给我们讲了一个公司治理上的奇观。

　　吴敬琏：这个很普遍，这种事太多了，没时间详细地讲，这种垄断权一定会造成腐败。

　　凤凰网：你现在对国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还乐观吗？

　　吴敬琏：我这个年纪的人了，我不想再说乐观还是悲观，有可能就要做。你弄不清楚这个可能性到底是80比20，还是50比50，天天去讨论乐观还是悲观没多大意思。我相信有一条，形势会教育人，就是邓小平说的那句话，不改革死路一条。

　　凤凰网：是不是要进行私有化改革才有可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吴敬琏：什么叫私有化？弗里德曼88年来中国，他在上海就讲私有化，到了北京，大概是快要离开的那次宴会上他就讲，“我想来想去，彻底的公有化就是私有化，彻底的私有化就是公有化。”所以这种概念讨论我不认为有太大的意义。我还是坚持我97年给中央的那封信里的意见，社会主义与否跟国有不国有没什么关系。为此我去查过《邓小平文选》，《邓小平文选》里就没有这个国有这个词。

　　“最小一揽子”总体改革需要推进为聚集人气而进行的先期改革，并创造和维护较为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

　　根据“问题导向”原则，对于现有体制在哪些方面需要进行改革，社会上已经取得基本共识。然而，目前面临的体制性问题很多，需要进行的改革千头万绪，决不能事无巨细，四面出击。这样，就必须通过认真研究筛选出一组相互关系密切、又具有关键性的改革项目，形成所谓“最小一揽子”的总体改革方案。

　　这其中包括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以及为推出总体改革需要进行的一系列准备工作。

　　〔总体改革方案之一〕

　　建设竞争性市场体系

　　“最小一揽子”总体改革方案由一项核心改革和四项配套改革组成。核心改革即建设竞争性市场体系。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和兼容性激励机制的作用，是通过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实现的。当前我国经济体制的最主要缺陷，在于政府过多的行政干预和深度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广泛的行政干预和国有大企业的行政垄断，压制了独立自主的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技术创新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使市场失去了充分竞争性质，难于发挥其有效配置资源和建立兼容激励机制的作用。而要建设竞争性市场体系，使商品、服务、土地、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市场都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上，进行平等有序的竞争，需要进行以下方面的改革：

　　实现商品价格和要素价格的市场定价，垄断行业的价格和服务标准要由社会定价机构规定；明晰市场经济的产权制度基础；改变各级政府垄断征地的体制，在土地确权和赋权的基础上，建设全国统一的土地流转市场；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清理，确保“不同所有制主体的财产权利得到平等保护，不同所有制企业能够平等地使用生产要素”。

　　完善反垄断立法，严格执法，消除目前严重妨碍市场有效运作的行政性垄断；按照“市场能办的放给市场，社会能办的交给社会”的原则，划定政府职能边界，理顺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禁止各级政府介入盈利性经营活动；打破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

　　克服司法地方化的倾向，全国法院系统归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领导；确保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改善市场监管，实行“宽进严管”的方针，由事前监管转向事后监管，实质性审批转向合规性监管；禁止以“宏观调控”的名义设立违反市场经济要求的行政许可和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干预。

　　〔总体改革方案之二〕

　　四项配套改革

　　配套改革项目则应包括财税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国有经济改革。

　　财税改革包括划清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边界，改变目前“经济建设支出”仍占各级财政支出很大比重的状况，各级政府预算回归公共财政的本来性质。调整政府间财政关系，增加地方财政的本级收入和中央财政的支出责任。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建立计算公式基础上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提高预算的透明度，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和公众对预算制定和执行情况的监督。

　　金融体制改革包括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在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基础上发展全国统一的企业债券市场。加快资本项下人民币可兑换的进程，放宽对企业和个人海外投资的限制，以及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须回到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三支柱”养老保险体制。完善企业年金制度，划拨部分国有股权和国有资产收益，充实个人社保账户。总结过去三年的医疗改革经验，存利去弊，使医疗保障具有可持续性。改善社会保障基金投资体制，实现养老金基金行政管理与投资管理分开。提高社保统筹层次，逐步实现全国统筹。

　　国有经济改革则须实现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由管理国有企业到管理国有资本的转变。继续推进国有资本布局有进有退的调整，开列竞争性行业名单，逐步实现国有资本从竞争性行业退出。同时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准备工作之一〕

　　为聚集人气而进行的先期改革

　　进行总体改革是一项重大的战略行动。为了保证改革的顺利出台，除了精心设计总体方案和路线图，还需要做好一系列准备工作，其中包括为聚集人气而进行的先期改革，以及创造和维护较为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

　　为了提高政府政策的可信度和聚集改革的“人气”，一些学者提出应当在今年率先进行一些可以较快取得成效并且具有“可观察性”的改革。

　　作为改革的突破口，这类改革要符合以下的条件：与改革的总体目标相一致；能够快速启动；改革的实效明显，而且容易为大众观察到。可选项目包括：

　　其一是重启和推进过去停顿或放慢了的改革项目。

　　按照2002年国务院5号文件批准的《电力体制改革方案》，推进电力部门的市场化改革。重启2003年以后中断的铁路部门改革。完成电信行业的市场化改革。限期实现电信、广电、互联“三网合一”。强化运营商之间的竞争以改进服务，降低资费，化解消费者的不满。

　　其二是保质保量地实现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并随时向公众报告工作进度。清理和减少行政许可和行政审批项目，取消不符合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的“达标”、评比、评估和相关检查活动。简化和放宽工商登记条件，将实缴资本登记制改为认缴资本登记制。

　　现有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今后实行行业协会、商会、科技、公益慈善、城乡社区服务等类社会组织在民政部门直接登记的制度。加快国有企业董事会改革进程和公司治理制度建设。

　　其三是启动一批大众热切期待的改革项目。将空气质量、全体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平均预期寿命、低收入阶层住房状况等大众反映强烈的指标列入对各级政府的考核要求。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交国库的比例。允许地方政府按照一定审批程序动用从竞争性行业退出的地方国有资本补充社会保障基金、公租房基金等公共基金的不足。

　　〔准备工作之二〕

　　创造和维护较为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

　　实施系统性改革，需要总需求和总供给比较协调的宏观经济环境。如果出现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的情况，推出系统化的改革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因此，必须十分注意保护宏观经济环境不因信用膨胀、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而遭到破坏。

　　党中央和国务院率先垂范，践行“勤俭办一切事业”的原则。表彰用“提高效率、创造良好的创新和创业环境、发挥小企业积极性”等办法“稳增长”的先进典型。批评用“上项目、加投资”的办法拉升增长速度的不良做法。制止正在一些地区兴起的用大量投资“造城”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潮流，防止因此出现信用膨胀和货币超发。

　　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信托贷款，城投债等进行清理和整顿，实现社会融资的规范化、透明化，防止出现大量不良资产和债务危机。

　　用国有企业资产重组、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出售地方政府资产降低地方融资平台过高的负债率等方式，降低它们的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防止发生衰退风险。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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