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玉驰作为国家官员，犯下奸淫4岁幼女的兽行，难道不该严惩？

　　郭玉驰作为国家官员，犯下奸淫4岁幼女的兽行，难道不该严惩？一审时既不道歉，又不赔偿，再审时才提出15万元的赔偿，被告人是否真诚悔罪？

　　云南省大关县原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郭玉驰，强奸4岁幼女小浴一案，一审在被告人未做出任何赔偿的情况下，仍然轻判被告人五年的徒刑。虽然在公众的关注之下，上级检察院提起了抗诉，但是案件的进展仍不容乐观。

　　在再审开庭之际，受害幼女的家长不得不面对艰难的抉择：接受15万元的和解赔偿，但可能影响到被告人的量刑；如果拒绝，法院再审判决中他们仍可能拿不到一分钱。此前的一审中，受害家庭曾提出包括医疗费2000元、赔偿精神损失费80万元在内的，共计85万余元赔偿额。结果一分钱都没有赔到，而这次他们不得不选择“拿钱和解”(据新华社)。

　　受害家庭为拿到远不足以弥补自身损失的15万元赔偿，就要被迫“谅解”凶手？问题出在哪里？

　　首先，是因为现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过于狭隘。《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法院一直对“物质损失”做限制性解释，2000年，最高法《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彻底将“精神损害赔偿”排除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之外。

　　而奸淫幼女的罪行，更主要是造成未成年人的心理创伤，而很难体现为“物质损失”，所以很难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得到充分的赔偿。如果受害幼女要索赔精神损害赔偿，必须在刑事判决之后，另案进行民事起诉，但刑事判决已经做出，错失了与侵害者最佳的谈判机会。

　　上个月，最高法、最高检等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也未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性侵案的附带民事诉讼赔偿内。所以，云南大关奸淫案即使受到公众的强烈关注，但法院依然难以判决凶手进行精神赔偿。

　　其二，就是如何杜绝刑事和解沦为“花钱买刑”。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规定，“和解协议书”应包含被害人“请求或者同意对被告人依法从宽处罚”的内容。

　　的确，囿于现行法律、司法解释，以及受害家庭的经济困难，小浴家可能不得不接受刑事和解；但反过来说，这15万元远低于郭玉驰的罪行对受害幼女及其家庭造成的真实损失，这笔钱不是“恩赐”，这是受害幼女家应得的。

　　须知道，经济赔偿是真诚悔罪的应有之义，如果当事人以降低刑罚标准作为赔偿数额的条件，那么就证明其赔偿是为了“买刑”，也就违背了刑事和解的前提条件。今年2月，最高法院刑五庭庭长高贵君在回应“花钱买刑”问题时说：将赔偿与量刑相联系，应满足3个条件：首先在适用范围上有严格的界定，主要适用于因婚姻家庭矛盾等民间纠纷引发的案件；其次要综合考量被告人的犯罪性质、情节等；最后要考虑被告人是否真诚认罪、悔罪，被害方是否予以谅解。

　　郭玉驰作为国家官员，犯下奸淫4岁幼女的兽行，难道不该严惩？一审时既不道歉，又不赔偿，再审时才提出15万元的赔偿，被告人是否真诚悔罪？希望再审法院审慎判断，不要像一审那样再次留下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