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关县某官员强奸4岁幼女一案受到了全国舆论的关注。关注的理由，既缘于受害人的命运唤起了公众深切同情，也因为本案中出现的“特殊犯罪主体”，同时又与案件审理的一波三折不无关系。

　　据媒体报道，一审在被告人未作任何赔偿的情况下判处被告人五年徒刑，检察院在公众的热议声中提起了抗诉。而今再审开庭在即，受害幼女的家庭却面临着一个痛苦而又艰难的选择：接受经法院调解的15万元赔偿，这个数额不仅远远低于他们的预期和诉求，而且接受这笔赔偿可能影响到被告人刑事部分的量刑；拒绝接受，将自己承担孩子今后的心理治疗费、搬家费等，因为法院再审判决中他们也许仍然拿不到丝毫赔偿。受害者的家长最终无奈选择了前者。

　　不论是谁做出这一选择都无可非议，让人困惑的是作为受到巨大伤害的受害者家庭，为什么必须面对这样的选择？接受一笔聊胜于无的赔偿，就极有可能使罪犯得以轻判，这不是等于“花钱买刑”？难怪受害者家庭无奈接受15万元赔偿的消息刚一披露，就引来了很大的争议。

　　任何案件都不能越过法律的规制，具体到本案，愤怒也好质疑也罢，最终还是要回到法律的相关规定之中。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洪道德称：“在刑事案件中，要获得精神损害方面的赔偿有三个途径：私下赔偿、法院调解、另外提起民事诉讼。通常是采用前两种途径，通过被告人积极赔偿进而获得受害人谅解，可以作为悔罪表现，作为酌定的从轻情节。”

　　现在可以看到，被告人所给予的赔偿之所以大大低于受害者家庭的预期，是因为其中精神损害赔偿未能计算在内。虽然在民事诉讼领域，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纳入民法的调整范围，被害人在自己的权利遭受损害时，有权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但当被告人的侵权行为涉嫌犯罪时，被害人因该侵权行为遭受的精神损害却得不到刑事法律救济。尽管受害人可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形式提出赔偿要求，然而根据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附带民事案件的赔偿范围是物质损失，精神损失并不在其中。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排斥精神损害赔偿，其不良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不利于抚慰受害人，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充分打击犯罪，正是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禁止提出精神损害赔偿，很大一部分受害人宁愿私了。当犯罪行为给受害人造成巨大伤害之后，受害人得到补偿似乎并非天经地义，反而像是双方达成了谅解，并由此使被告人获得轻判理由，这种现象被质疑为“花钱买刑”，岂不是势所必然？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应该支持精神损害赔偿，法学界人士对此不乏类似建言。尴尬案件的接连出现，是否可以促使法律的加速完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