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关于举报人的新闻倍受关注。先有“民间反腐人士”柯尊年举报宁陕县副县长叶庆春涉嫌公款出国旅游，由于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戴钢盔出门。后有“微博实名反腐第一人”周文彬“自首式举报”利辛县国土局长，声称“被逼上梁山，不是他就是我进监狱”。（11月5日东方网）

　　柯尊年十年举报生涯，精神令人钦佩，经历让人心酸。从2003年开始，他就致力于举报并取得明显成效，甚至把县委书记都拉下了马。但同时他也付出了很大代价：因举报离了婚，父亲与其断绝了关系，儿子说他没出息，朋友也认为他不正常。可以说是众叛亲离，成为了别人眼里的“异类”和“刺头”。十年举报，除了精神上的价值追求，物质上不但啥都没得到，相反还失去了很多。面对有关人士给出的10万元“摆平费”，他毅然选择上缴，其反腐动机不言自明。十年举报，让当地官员心生畏惧，行为大有收敛，柯尊年可以说是筑起了一道民间“防腐关”。然而，他只是“一个人在战斗”，没有亲友支持，没有官方肯定，没有任何举报奖励。面对其遭遇的打击报复，也没有哪个部门、哪个领导站出来说一句话，也难怪柯尊年会说累了后悔了，不再坚持，这将是他最后一次举报。

　　周文彬“自首式举报”则自断后路，以“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决绝态度与腐败抗争到底，让人扼腕叹息。我们姑且不论周文彬举报动机是出于个人恩怨还是反腐公心，举报是否属实也还有待调查，但其处境确实令人担忧。开始时，周文彬是直接把举报材料送到省厅，可是“从省厅领导的言谈举止感觉，这个案件会搁浅。”为了直达上听，周文彬不得已暴露身份，采取给厅长发公开信的方式，以期引起高层重视和舆论关注。但也正因为如此，周文彬把自己置于了风口浪尖，受到同事冷落、非议，甚至受到死亡威胁，所以他才会说“若检举不实，甘愿辞去公职并承担诬告之责。”

　　两起举报案例情节、背景各有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举报人身陷困境，举报之路不好走，“想说爱你不容易”。如何让柯尊年、周文彬们“取下头盔”、“不上梁山”，放心安全举报，成为了摆在反腐败面前一个现实而重要的课题。有资料显示，70%的举报人遭到过不同程度的打击报复，我们耳熟能详的案例不胜枚举：远有郭光允举报程维高被关进看守所、开除党籍和非法劳教，周伟举报“慕马”集团被劳动教养和开除党籍，吕净一举报李长河身中八刀、妻子被杀。近有李文娟举报鞍山国税局被非法刑拘，吴德东举报鲁抗医药财务造假被关进监狱，鲍宇举报交通银行巨额贷款造假被刺伤……笔者认为，保护好举报人已是刻不容缓，存在的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一是举报风险极大。举报人精神上、心理上承受巨大压力，一旦暴露，往往处境尴尬，工作、生活受到影响，甚至可能危及家人安全。二是保密意识不强。制度设计不完善，工作程序不规范，经办人无意或恶意泄密，暴露举报人身份，泄密无人追究，致使举报人遭受打击报复。三是举报人处于弱势地位。被举报者大多有权有势、官官相护、盘根错节，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让举报人触犯特定利益群体，成为众矢之的。举报人若是干部，更会变成体制外的“非主流”，受到嘲讽、孤立和排挤。

　　莫使英雄“泪满襟”，破解举报之困已是当务之急，我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建立完善法规制度。建议整合已有规定，出台正式法律法规，完善配套制度，全方位对举报人进行刚性保护和救济。同时要理顺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防止举报对象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二是要为举报人严格保密。我们有很多保护举报人的保密制度，但却往往执行不力，泄密情况时有发生，对此必须予以纠正，强化纪律问责，确保落实到位。还有一个现象是，有些举报材料往往不被重视，批转了事，不但错过了查办时机，甚至转到被举报者手中，让其可以“从容应对”，并想着法子报复举报人。对此也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弥补工作不足。三是要严惩打击报复行为。对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应加大惩处力度，采取行政、法律等手段追究责任。唯有如此，才能营造宽松安全的举报环境，让举报人获得英雄礼遇，让腐败者成为“过街老鼠”。四是要提倡和奖励实名举报。匿名举报虽说风险较小，但责任也相对缺失，不实举报较多，造成资源浪费。实名举报必须调查回复已有相关规定，查办属实后奖励举报人，可让办案人员少走弯路，同时也给了举报人合理补偿，增加了举报积极性。五是要加强自我保护。举报人要严格遵守真实性底线，依法依规举报，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有的放矢，不道听途说、歪曲捏造。同时，要注意举报的方式方法，尽量秘密举报，举报后不随便与人谈论，并做好防范措施。

　　文/云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