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尽管浙江温岭弑医案已沉寂下来，公众对医患关系的反思仍未止歇：全国政协委员、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凌锋近日联合30名委员，向全国政协提交紧急提案，建议出台医疗纠纷预警机制，对医院暴力零容忍；上海华山医院邀请宝山公安分局教官，向职工培训面对暴力侵害如何自卫。同时，中山医院也邀请世界跆拳道联盟黑带四段高手，前来传授防身绝招，吸引了大批医护员工。

　　在制度设计来不及转身因应的时候，“医而忧则武”也许是种无奈的选择。矛盾转型期中，利益诉求多元，稳妥的制度若来不及安抚焦虑的情绪，好人也会变得“暴脾气”。中华医学管理学会统计称，自2002年9月《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以来，中国医疗纠纷的发生率平均每年上升22.9%。

　　梳理医患关系的时候，有两个共识无可置喙：一是由历史而言，医患关系不仅不那么紧张，相反还很融洽。中国自古就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说法，至于杏林春满、妙手仁心之说，更是众口相传。二是即便以当下观之，在“兵戎相见”的医患矛盾中，还原一个个当事者，可能都不是什么恶人。温岭遇害的王云杰医生“医术精湛、待人友善”，而嫌犯也被邻居认为“很老实”——那么，好人与好人之间，何以在微小的矛盾上激化成互戕的关系？这才是问题的症结。

　　医患关系为什么不那么平和了？这固然可以找到很多的肇因，但核心的一点，还是中国的医生与医疗行业，活生生被错位的制度捆绑着异化了。 《人民日报》此前刊文指出，全世界的医生都是靠技术吃饭，惟有中国医生靠卖药生存，其公信力自然受到质疑。我国政府投入仅占公立医院总支出的10%左右，于是医生卖药赚钱，加上医疗纠纷调处机制又缺乏独立第三方平台，在看病贵、看病难之下，很容易引发患者的情绪反应。畸形的以药养医体制，将医生逼进了“不仁不义”的境地；而捉襟见肘又配置失衡的医疗资源，更是加剧了医患之间的矛盾。

　　真要解决医患纠纷，简单来说也是“统共分三步”：第一步，是我们正在做的，也是最容易做的，即个个“武装到牙齿”，重视硬件安保建设。譬如日前，国家卫计委和公安部还联合印发了 《关于加强医院安全防范系统建设指导意见》，要求通过人防、物防、技防三级防护体系构建“平安医院”，以防止恶性“医闹”。第二步，是全国政协委员正在联名呼吁的，构建医患纠纷预警与调处机制，让问题与矛盾有个公平对话的平台。只是若干年前，各地也风起云涌地成立过类似“调解委员会”这样的组织，遗憾的是，不说病人，有几个医生在遇到纠纷的时候知道这么个组织呢？第三步，还是有赖于继续深化新医改，从投入到政策还原公立医疗机构的公益属性，就算全民免费医疗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起码也该在兜底保障与层级提升上更有作为、更有效率。当然，依法严惩“医闹”、明确医疗纠纷处置规则，也是绕不开的功课。

　　医生并非神仙，更不是敌人。若治病救人的工作得不到尊重与敬畏，这个社会显然“病得不轻”。只是眼下，我们既要理解“医而忧则武”的难处，更要看到医患矛盾的关键所在，号准脉才能开对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