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中国社会矛盾到了临界点 不能再出错

推出“最小一揽子”改革方案是重启改革重要步骤

　　经济观察报：你今年和马国川合写了一本《重启改革议程》，好像主要谈的就是重启改革刻不容缓的道理。

　　吴敬琏：《重启改革议程》是去年十八大之前付印的。在十八大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有非常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以威权主义的强势政府“驾驭”市场、国有经济主导国民经济、海量投资支持GDP增长为基本特征的“中国模式”既创造了“中国奇迹”，又“震撼世界”，足以充当世界的楷模。另外一种意见针锋相对，认为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关键在于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引进的市场经济制度解放了人民的创业精神,而靠政府强化行政管制和大量投入要素资源实现的增长不但不能长期维持,而且早晚会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

　　当时双方争论非常激烈，前一种声音的力量非常强大。直到去年春天之后，形势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大家有机会看到以“重庆模式”、“高铁奇迹”为代表的“中国模式”越来越多的真相，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说过的话依然适用，就是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经济观察报：那你认为目前改革已有共识？

　　吴敬琏：我认为在中共十八大前后有识之士已经形成了共识。这个共识就是：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除非重启改革，别无他路。针对当时的大争论，中共十八大的政治报告给出了回答，要求执政党“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这就要完善各种制度，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的法治化。这标志着重启改革正式成为执政党的重要工作任务。

　　经济观察报：对于要不要进行总体方案的设计，社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市场经济是自然形成的，它是一种自然演进的过程，不需要进行设计。

　　吴敬琏：我不太同意这一观点。在中国改革前期，确实缺乏清晰的目标和整体规划，“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没有传统理论可做依据，也没有现成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没有办法的办法。“摸着石头过河”的局部改革，对打开旧体制缺口起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改革的深化，新旧体制胶着对峙造成很多严重问题，局部改革措施之间相互冲突、相互矛盾的现象越来越突出，要形成激励兼容的制度框架，降低转型过程中的震荡，就有必要对改革的目标模式、方向和优先次序进行认真研究和部署。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后，中央先研究确定了改革的目标模式，1993年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又在精心研究、设计的基础上，推出了一套整体改革方案。经过上世纪90年代的这轮改革，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在短短几年内就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了，实际上是中国经济繁荣的基础。也就是说，90年代的改革并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是整体推进战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在那一轮改革中发挥的作用，实际上就是改革的总体设计和路线图。

　　一些发达国家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确立下来确实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是逐渐演化形成的。但我们是一个后起的国家，不能再等几百年让它自然形成。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巨大又复杂的制度架构，不能够边设计边施工；各个部门自己去设计，然后拼起来，又很容易受到部门利益的左右。这就需要对关键环节和重要领域的改革进行总体设计，保证这些方面能够相互配合，共同朝向深化改革的方向起作用。

　　经济观察报：由上到下进行设计会不会抑制从下到上的创新？

　　吴敬琏：这个问题确实需要注意。所以整体设计需要倾听民众的改革诉求和基层政府的政治创新。这些年来一些地方进行了很有意义的改革实验，譬如上海的国资退出竞争性行业已有三年，广东的民间组织无主管设立和工商登记简化改革，等等，这些都应该吸收到总体改革规划中去。

　　经济观察报：你建议改革设计最好采取“最小一揽子”方案？

　　吴敬琏：是的。现在面临的问题堆积如山，要进行的改革千头万绪，决不能事无巨细，四面出击。问题太多，所以要分清轻重，筛选出一组相互关系密切、又是关键性的改革项目，形成所谓“最小一揽子”的总体改革方案。

　　经济观察报：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恐怕是腐败蔓延问题。

　　吴敬琏：这确实是大众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腐败这么严重，它的体制性原因是什么？怎样才能遏制腐败？

　　学界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有过很多研究。2000年，尉健行任中纪委书记时，吸收了学界关于“寻租”问题的研究成果，提出来腐败要从源头上根本治理。这个源头在哪里呢？最重要的就是行政审批制。所以在2002年，国务院减少了很多的审批项目。但2004年以后，出现了“局部过热”这个词，要用行政措施撤减项目，结果行政审批又变相回来了，原来对腐败体制性原因的很多分析，又被人们忘记了。

　　其实，腐败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府掌握的资源太多，直接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这个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监督和制约，就形成了利用公权力“寻租”的机会太多、腐败四处蔓延的局面。所以要解决腐败问题，还是要从根源上研究和解决。只有进一步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约束政府分配资源的权力，减少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才能铲除腐败泛滥的基础。

　　经济观察报：也有人认为收入分配是改革的一个突破口。

　　吴敬琏：这些年，党政领导人非常关心这个问题，热切地希望缩小收入差距。但我总觉得，对于这个问题产生的基础性原因分析不够，于是就把注意力放在通过政府的再分配措施上了。由于再分配靠国家财力支撑，财力用得过多，就要靠加税来弥补，结果反而削弱了共同富裕的基础。

　　从根本上说，分配是由生产决定的。要解决当前劳动者收入过低的问题，首先要赶快让农民工成为拥有更多知识、更多技术的劳动者，尤其要让他们成为有产者；其次，目前的土地产权制度和征购办法使农民很难分享土地升值的利益；第三，农村创业得不到资本支持。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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