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很容易发现，《决定》针对一些问题的论述同互联网这两年关注的焦点话题有部分契合。换句话说，互联网上的一些呼声在《决定》中得到回应。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央决策与民间意见的互动。

　　互联网在表达民意方面异军突起，作用十分突出。同时它又因充斥了极端声音和谣言而备受争议。然而通过《决定》可以看出，互联网的正能量得到开掘，网上意见在《决定》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了一定影响。互联网仍在发展中，中国社会对它的认识在不断修正，而且这两者也是高度关联的。

　　互联网已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变量之一，它带给中国社会的活力和麻烦几乎一样多。它意味着中国全新的执政环境，确立了众说纷纭的新社会格局。互联网很像是时下中国的“问题单”，同时也是大量人的“竞技场”。网络话题有些是全社会关注的，有些是代表部分人利益但却被伪装成全社会的意愿，此外它们有些是长远和战略性的问题，有些虽属短线但却显得更急迫。对政府的考验，就在于如何正确识别问题，而不是被声音大小误导。

　　中国需要互联网对社会发展乃至政治进程的积极参与，这有助于国家大政方针更加“接地气”。但另一方面，治国理政又不能被互联网牵着鼻子走。这两个方面该如何平衡，以求互联网正能量的最大化和其负能量的最小化，这是中国未来需要不断探索的重大关系。

　　一些学者认为，互联网不仅表达问题，而且它本身还构成了缓解社会压力的一种方式。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倾诉、宣泄，不一定都是为了解决问题，有时只是为了表达本身，互联网常常就是“吐槽”的工具。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中国社会需要适应互联网的“吐槽”，并且逐渐形成使其无害化的舆论机制。

　　三中全会《决定》的有些内容并未顺着网上意见来，比如对公有制的强调，提出渐进式延迟退休，以及加快房产税立法等等。总体看《决定》回应了网上的焦点问题，而不是简单接受对那些问题的答案。

　　各地政府和官员常常表现出对网上意见的过于重视甚至畏惧，或者相反，对它们麻木不仁。有少数官员希望打击网上造谣诽谤能够顺势把互联网“管住”，这大概是对网络治理的巨大误解。在互联网技术不断进步、信息流动越来越快的时候，让中国大体回到“前互联网时代”的治理状态，是完全不可能的。

　　互联网应当也必须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支持性要素，如果它要放大其破坏性一面，恐怕不仅仅是政府会反对，社会也将通过市场手段对其进行自发的抵制。比如微博社区前段时间造谣诽谤和人身攻击过多，影响了它的活跃度，迫使一些人转向其他网络社区。

　　微博等社交网络是表达各种民间声音的宝贵渠道，《决定》显示，它们已经对中国的前进贡献了价值。然而互联网的问题不容回避，它们越是被反思和改进，互联网参与中国社会治理的前景就越光明。为此，社会期待网上活跃人士表现出与他们所扮角色相称的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