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魂陈起贤

退休老教师陈起贤捐资助学耗尽毕生积蓄，让人们景仰。记者 张茂 通讯员龙泉 摄

　　一个人可能会让人们感动，却很难让人们景仰。感动或许容易，景仰却是传奇。　　　　 ———题记

　　陈琼美紧紧握着父亲的手，他枯肿的手掌心那最后一丝温热渐渐消失了。

　　11月21日13时13分，一位90岁高龄的老人在家乡大坡镇亭竹村静静地走了，弥留之际，他已无法言语和自主呼吸，他没有对身后事有任何的嘱托。

　　在省人民医院住院1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带着呼吸机，注射镇静剂，但凡清醒时，虚弱的他都不停地在念叨着“这里太贵了，我真想回到学校去……”；而在他昏睡的大多时间里，一批又一批熟悉或不熟悉的人来探望过他，没有一个人不为之心酸：稀稀的发，额上的斑，紧蹙的眉，和那枯弱的身材。一生“压榨”自己，他离去时最后的体重只剩下56斤。

　　无数的人们记住了这个为海南农村教育事业和贫困学子奉献了一生的人民教师———陈起贤。

　　这位老人，在他78岁以后的生命里，靠饿着肚子，从牙缝里挤出钱，资助了100多名贫困学生。他收养孤女，捐资助学，建图书馆，设贫困大学生奖学金，一笔一笔攒下了52万元人民币，全部捐献给了山村教育。可是，不是每一个走近他的人都能读懂他：为什么在有保障的生活里，他让自己几近成了一个“乞丐”？为什么他留给自己的存折积蓄上只剩一个零……

　　一个人在哪里生存，就在哪里迸发，在哪里燃烧生命，陈起贤是这样的人。

　　“以后我要为什么而活？”

　　墓碑前的沉默，让他荒芜的人生再度燃起了信念之火

　　10月18日这天，躺在省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里的陈起贤精神格外的好，远在琼海的两个女儿潘少卿、潘少文来看他，陈起贤竟客气地对女儿说，“谢谢，谢谢你们来看我。”潘少卿湿着眼眶告诉父亲，“是感应和巧合吗？89岁远居琼海的妈妈在您入院前一天，跌倒了，她病了。”

　　陈起贤什么也没说，一滴泪从眼角滑落。

　　1923年，陈起贤出生在海口市大坡镇亭竹村一个革命家庭，父亲陈继业是1920年代的大学生，回乡后与冯白驹等毅然投入琼崖革命斗争的洪流，却在1928年被反动派诱捕入狱，牺牲时年仅24岁，那一年，陈起贤不到5岁。

　　母亲张瑞娥独自抚养大了陈起贤，靠一双布满茧子割稻谷的双手供他念完华南师范学院物理系，让他成为了1950年代的大学生。

　　陈起贤小时候常问母亲，“我爸爸去哪里了？”张瑞娥无声地掉眼泪，说“不要问，你只要记住你爸爸的话，‘一定让我的阿贤跟着我要革命的路走下去！’”

　　整整30年后，张瑞娥又被孙女问起了同样的问题，“我爸爸去了哪里？”儿孙都没有父亲相伴的命运，让张瑞娥的心像被刀割过，她没有告诉陈琼美，1958年春，因为家庭成分，陈起贤被错判打成“右派”，发放到昌江石碌铁矿教养所改造。

　　在漫长受尽挫折的岁月里，陈起贤的妻儿相继受到牵累，为了保护好孩子，妻子潘翠菊被迫与之离婚，两个小女儿改姓随了母亲离家而去。

　　1963年，已14岁的大女儿陈琼美在田里干活，一个萎靡瘦削、蓬头垢面的“老头儿”在田边望向她，陈琼美已经认不出父亲了，被遣返回家乡继续改造的陈起贤走过来拥抱着女儿，只说了句：“我的女儿都已经能割韭菜了啊……”便一哽一哽地在无边的田野里放声大哭了起来。

　　这是一个男人对屈辱命运的发泄吗？还是6年来对老母亲和女儿未尽天职的愧悔？陈琼美说不清，她只记得，那是父亲唯一一次放声哭泣，从此，他的人生是沉默，直到1980年被平反。

　　1978年秋，国家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同村在大坡中学任教的陈有许找到陈起贤，“叔，大坡中学现在急需老师辅导学生参加高考，学校党支部商量后决定让你去教书，跟我去学校吧！”

　　陈起贤的眼睛亮了，瞬时又黯淡下去，没作答，反问了一句“我的成分，会不会连累你？”

　　“贫下中农里再找不到你这样的大学生！”陈起贤得到鼓励和肯定的答案后，怯怯地说，“如果党相信我，那我就试试。”

　　躬身近20年在田间的荒芜的心，有了光亮，陈起贤十分珍惜这简陋的“三尺讲台”。

　　学生吴多颖记得，他是孩子眼中最“怪”的老头儿。陈起贤白天给学生上物理课，夜晚备课却都从11点开始到深夜。前半夜，他常在教学楼的走廊里瞄着，偷偷看孩子们上晚自习，如果哪一晚别的老师没有来课堂辅导，他就快步走进去，对孩子们说“那今晚我再给你们讲讲物理好不好？”

　　他是那般地爱学校、爱孩子。

　　1986年他光荣退休了，可他心里很慌。他对已是大坡中学校长的陈有许说出了焦虑，“以前我就为这些孩子活，那以后我还为什么而活？”此时，像大坡中学这样的乡村学校依然简陋贫弱，全校300多名学生，交不起几十块学杂费的有三分之一以上。

　　陈起贤踏上了回乡之旅，他在打石岭埋葬父母亲的墓前再度沉默了。亭竹村，这个让他悲伤又牵挂的地方，村里的孩子，有不少被催交着学费上不起学。他心难受，20年代和50年代的大学生，却看着80年代的孩子念不起书，这不成！陈起贤对着墓碑下定了决心，“我后半生如果能再活20年，一半要为父亲你而活，一半要为我的学生！”

　　陈起贤回到了学校，“有孩子要等着我的钱念书！”他每天这样想着。

　　一颗质朴而纯粹的心，虽无言，却有了更为灿烂和炽热！

　　“我恨不得拿命换孩子一个好前程”

　　一生对教育的倾囊捐助让他感到无限的幸福

　　1986年新学期开学时，教室角落一把空着的椅子引起了陈起贤的注意。“谢玉雪为啥没来？”

　　小姑娘的人生，在这一年遭遇了几番变故：父母接连过世，唯一能供她吃上饭的大姐姐也患病离世，家里再拿不出一分钱了。

　　“让小雪来学校一趟吧！”陈起贤让班里的同学去找她，“读书，人生才能有希望，孩子，不怕，回来念书吧，老师供你。”陈起贤亲切看着这个学习成绩很好的小姑娘。

　　在陈起贤的眼睛里，那一刻，谢玉雪看到了爸爸。

　　她用力点点头，和其他困难学生一起，住进了陈起贤专门腾出伙房改造的小屋。

　　旧瓦房，一张帘子，四个平方，两张床，挤着住下了一批又一批学生，贫寒却温暖，谢玉雪第一次感觉又有了家，她执意把自己的名字改了，跟了陈起贤的姓，叫陈弘，在心里，她认了陈起贤这个爸爸。

　　两年后，陈弘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南京机电学校，陈起贤乐坏了，他说，“我女儿厉害啊，能考出岛才算好！”

　　在南京求学的日子里，陈弘每个月都能收到父亲寄来的50块钱生活费，她知道，这是她三个姐姐都“享受”不到的，只有她这个孤女，在父亲心中的分量，最重。

　　无数个思乡的夜里，陈弘把头埋进父亲给她写来的一封封信，借着月光读了一遍又一遍，“我的女儿啊，你还好吗？生活费够吗？我惦记你……”

　　泪水，从眼里流出来。

　　父亲的信，像一只温暖有力的手，抚慰着孩子的孤独，陈弘能感受到，一种滚烫的东西在心里，那是爱。

　　很多年后，陈弘的生活也遭遇过挫折。1999年，在国企下岗大潮中，她所在的海南铸管厂倒闭了，陈起贤见到小女儿心疼地问：“弘，能挺得过去吗？”陈弘把脸贴向老父亲的手，映着泪花说，“能！我人生最难的时刻是14岁，您已经陪我走过了……”

　　一批批成绩优异的孩子在陈起贤的小伙房里读书、长大。受到陈起贤资助的学生越来越多。

　　从2003年至2009年7年的时间里，陈起贤从微薄工资中每年拿出5000元，奖励大坡中学每个年级前五名的学生，对考上大学的贫困孩子，不用开口，他至少要塞给孩子1000元用作学费，他把每个贫困学生都当成了自己的儿女，他说，“穷家富路，我的孩子是去读书，心，不能委屈了。”

　　可陈起贤对自己的生活，却开始一点点“压榨”，让人看不过去。

　　陈起贤退休之后很少吃肉，他把每月生活费控制在50块之内，最少的一个月只花了16元。他很爱吃猪肉粽子，可他自己包粽子从不放肉，平日里吃得最多的还是胡萝卜。他不买衣服，至今最常穿的那套蓝色运动服，是大女婿周海盛1987年去广西出差时带回的，他穿了28年，袖口、裤兜和膝盖，破旧得薄薄蹭亮。退休那年，他狠狠心，把一直都抽的2块钱一包的宝岛烟也戒了，开始时难受，忍不住时就向别人借一根闻一下，再还回去。

　　2008、2009两年，家住大坡镇的陈春杏、陈春桃两姐妹先后考上了海南大学和杭州师范大学，家里困难的姐妹俩为凑学费发愁，不知怎地，陈起贤知道了这事，他怕孩子担心，一路小跑着上门，硬是把2000块钱塞给了小姐妹的母亲张玉桂，告诉她，“别说我给的，你这两个孩子心善，脾气倔，知道我条件不好，不肯收嘞！”。张玉桂流泪收下了。

　　春杏一直蒙在鼓里，但春桃还是知道了。春桃从母亲手里接过钱时，手一直在抖，想着陈老师的贫困，像有什么东西堵在了心口，让她说不出话来。

　　带着陈起贤的心愿，春桃叠合着他走过的脚印，笃定地要当一名教师。毕业前，在浙大附中实习时，春桃给孩子们讲了一堂生动的课，她说，“我有一位最挚爱的老师，在苦水里泡了一辈子，他把自己的生活难到了极致，却用无声告诉了我们什么是贫困中的生命价值。”春桃说她最坚定的心愿就是回到海南贫困的市县，不会留在繁华的杭州，她的幸福，是要当一名光荣的农村教师。孩子们用力地为她鼓起了掌。

　　在陈起贤伙房小屋里住过的学生吴多颖，初中毕业后，考上了琼台师范专科学校，后被保送到海南师范学院。毕业那年，有很多机会留在城市，可他义无反顾回到了大坡中学教书，他说，“老校长陈有许教物理，陈起贤老师也教物理，我也是教学生物理课，有什么比这更幸福！”如今，他是大坡中学的校长。

　　在大坡福昌村，农民都说村委会副主任邓献东是整天泡在田洋里的人，是最靠得住的致富带头人。他是陈起贤1983年教过的学生。18年了，在坡地多、耕地少的福昌，他带领农民从种胡椒、橡胶，到石榴、橘树，让农民收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迈上去，他说，“当村官，我要是不能给大伙带来啥，我没脸见我的老师。”

　　还有受他资助过的在海南医学院读书的陈颖、在海南师范大学读书的郑仙倩……陈起贤一个孩子都没忘记过，他对陈有许曾说过，“我过得是穷，可我心里舒畅，这些孩子一天天长大，都有报效祖国和家乡的心，我打心眼里高兴。”

　　陈起贤心里无上的幸福，都来自于那颗全意付出的金子般的心！

　　“这太贵了，我真想回学校去”

　　他将物质生活压榨到极限，但却将能量释放到了最高度

　　2010年，在大坡中学操场上举行的镇教育促进会成立仪式上，一个场面鲜见却动人：陈起贤高高地举起了一个写着10万元捐款的牌子，他跟陈有许说，“我够不上那捐款箱，你帮我把那钱都投进去！”人们震惊着：老校长投了一沓又一沓百元红票子，不远处举牌子的老人牙都掉光了，却咧开嘴笑着。

　　这不是陈起贤捐出的第一笔10万元。

　　他的第一笔10万元捐款，换来的是10年前盖好的校园里的那所“继业图书馆”。

　　2001年的一天，陈起贤找到时任校长陈有许，他小心翼翼地把一块旧手帕一层层剥开，露出了一本存折。“你说说，建一座图书馆大概要多少钱？10万块够不够？我想给咱们学校捐建一所图书馆，孩子们想看看图书太不容易了。”

　　陈有许愣了，10万块！这对一个只靠退休工资生活的老人来说，难道不是一个天文数字？他能给自己盖座大房子。

　　“叔！”老校长依然亲切如年轻时叫着阿公，“您70多岁了，要留钱给自己‘防身’懂吗？”

　　陈起贤急了，“我攒了十几年了，图书馆不光是孩子们的念想，也是我父亲的心愿！孩子为买本好书要进一趟城，多难呐！图书馆一定要建的！”

　　“阿公铁了心要捐10万元。但当时，他存折上只有9万7000元，他说他愿意打借条，让学校预支3000元退休金给他，凑足这10万块，全捐给学校盖图书馆。”1997年来到大坡中学的副校长沈强回忆说。

　　图书馆在那一年的夏天破土动工了，次年元月竣工。两层崭新朴素的楼房，陈起贤像迎接一个刚出生的婴孩，给起了名字叫“继业”。

　　从此，78岁的陈阿公又重新当起了义工，作图书管理员，他每天早上6点去开门，把桌子抹得干干净净，晚上不管多晚，都等着最后一个孩子看完书才锁门。他每年自己掏出2000元，让孩子们挑选，购买新书。

　　而十年后的2010年，他又捐出10万元；2011年再捐5万元；2012年，连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给陈阿公本人的捐助，他一并捐了出去，又是10万元。

　　今年，阿公病发前，将存折上最后的10万元捐出了。陈琼美在笔记本上指给本报记者看每一笔记录，这里，含了别人捐给父亲的3.5万元，连着退休金，他全捐了，他的存折余额是零。

　　陈起贤每一次捐款，都是为了孩子，可他对自己呢？

　　陈弘回大坡中学宿舍探望时，见到父亲的样子，她的心都快碎了：他把一天三顿饭并成了两顿吃，早餐熬了白粥，没有一点肉星，他伴着酱油吃完了；晚餐，胡萝卜熬粥，几口就咽了下去，他说话带着喘，走路要扶着墙。见到女儿时，他正坐在伙房小板凳上劈着背回的柴生火，他哪里舍得用液化气！

　　蒙了一层灰的乐口福、麦乳精、奶粉、麦片，他动都没动过。

　　陈弘哭了，“你看你瘦的，我都快认不出了。” 陈起贤说，“好东西吃了会上瘾，我不去碰，我觉得这样挺好。”

　　阿公每天最幸福的时光，是从枕头底下，掏出他的薄本子，记上一天花过几毛钱的账；点点铁饭盒里又攒下的毛票，把这两样宝贝认真郑重地放回枕头下。

　　他有多年积劳成疾严重的肺气肿，可却极少去医院。“太贵了”这三个字，几乎是他对所有生活必需品的评价。

　　这一次，他又拖延了病情，一直执拗到了10月14日，直到陈有许把他抱上救护车的那一刻，他才无力地默许了。因为他听到陈有许“严厉”地说，“去医院！这是党组织的决定！”

　　这一次，他没能再睁开眼睛，挽住令人牵怀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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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别后的校园，教学楼前，白玉兰树依然葱绿。满脸泪痕的学生们说，“陈老师最像他自己亲手种下的一株株白玉兰，在哪里生存，就在哪里绽放。”孩子们还看见，在阿公简陋宿舍的门前，小小绿芽正在拱出，新生命，就这样生长在海南的又一个初冬。

　　这一刻，我们读懂了陈起贤的心魂：那是一种爱和一颗痴痴的报国之心。他的爱，是荒滩砂土上拱出的绿；他的爱，是峭壁岩石上扎下的根；他的爱，是面对一切困苦艰难扛起的担当，在时代面前，还有什么，比具有这样英雄般的精神，更能让一方乡土薪火相传、百炼重生？

　　陈起贤，无愧是万千英雄中的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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