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治发，今年37岁，2008年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随后妻子带着女儿离开了他。2012年10月，马治发来到深圳求职，在一年内被辞退了6次，最长的一份工作只持续了3个月零20天。每次被辞的原因各异，但又有类似——— 用人单位在得知他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后，两天的时间内，他就会遭到辞退。深圳衡平机构研究员刘潇虎表示，艾滋病人求职困难在中国很常见，政府在维护公平的就业环境方面应该起到重要作用，宣传不能仅限于艾滋病日(12月7日《羊城晚报》)。

　　艾滋病人求职困难，也许不能完全归咎于用人单位的就业歧视。由于科普缺失和医疗知识匮乏，公众普遍对艾滋病抱有恐惧心理。很多人也对艾滋病人存在误解，认为他们不是同性恋就是性乱交者，私生活混乱或道德品质低下才会患上这样的绝症。正是因为很多人把艾滋病看成“道德病”，才导致用人单位始终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艾滋病求职者，担心他们不好好工作、会带坏其他员工。这种看法当然对艾滋病人很不公平，比如马治发就是因为在一家私人诊所做阑尾炎手术，手术器具没有消毒，才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当然，公众对艾滋病的恐惧，也是用人单位不敢录用艾滋病员工的重要原因，甚至是主要原因。因为一旦雇佣艾滋病人的情况被外界知晓，不仅本单位员工可能纷纷辞职或请调，很多客户从此也会不再登门。特别是公共场所和对外服务单位，可能因此导致客源大量流失，最终面临关门倒闭。就算有些人事经理或企业老板出于同情招收了艾滋病人，一旦其病情被泄露，往往也只能请他们走人。在社会整体观感对艾滋病人不利的情况下，这无形的社会压力是阻碍艾滋病人求职的最大困难。

　　出于对企业经营状况的担心，用人单位不愿接收艾滋病人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救助艾滋病人是政府与社会的责任，不能强求企业承担。《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尚且将艾滋病认定为不合格，企业向政府部门看齐，采用公务员体检标准拒绝艾滋病人自然不奇怪。即使排除上述顾虑，艾滋病人毕竟并非健康人，即使当时症状并不明显，仍然有发病隐患，在与其他求职者的竞争中自然会处于不利地位。别说艾滋病了，乙肝病毒携带者、糖尿病人、癫痫患者等，虽然表面上看与健康人没什么区别，也不影响工作，但实际上都存在一定的就业困难。更愿意录用健康人，以免承担额外的医疗费支出或意外停工损失，是许多用人单位没说出口的招聘潜规则。这的确属于隐性就业歧视，但因为歧视行为较为隐蔽，劳动者很难找到投诉的理由。以马治发为例，深业集团辞退他的理由是上班睡觉，而这一点马治发本人也不否认，虽然他执意认为领导就是在知道他病情后，才在清晨6点半来查岗的。

　　比起发公开信、起诉用人单位，普及艾滋病知识，让大家了解普通人际接触是不会传染艾滋病的，消除公众对艾滋病的恐惧，才是减少艾滋病就业歧视的最佳办法。艾滋病人在求职时也要注意，尽量不要去人流量大的服务单位，用人单位没有吓跑顾客的顾虑，才更愿意接纳艾滋病人。当然，艾滋病人要顺利就业不能光靠企业自觉和发善心，政府部门应该带头，在查处各种就业歧视行为，维护艾滋病人在内的就业困难者的就业权利的同时，要多给艾滋病人提供包括公务员、国有企事业单位在内的公职岗位。歧视艾滋病人的《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要尽快修改。如果政府都带头歧视艾滋病求职者，又怎么能让企业放心雇佣艾滋病员工？艾滋病人就业困难，政府更应主动伸出援手，不能让企业代替政府履行救助艾滋病人的社会责任。而艾滋病人出现在公职岗位，本身就是“艾滋病不会在日常生活中传播”这一说法的最好证明，这有利于艾滋病人更好地融入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