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日前获悉，《辽宁省环境空气质量考核暂行办法》公布以来，辽宁省首次给8个城市开出“雾霾罚单”，罚缴总计5420万元。辽宁省环保厅厅长称：“我们的原则就是，扣缴的罚款，用于你自己的城市，但要用在大气治理上。”

　　因污染开罚单，这非首例。陕西已连续多年祭出“生态罚单”，对河流污染等加以惩戒。但以“雾霾”为名头的罚单，实属罕见，也正因如此，辽宁对8个城市“开罚”，引起舆论广泛关注。

　　看上去，辽宁此举不乏意义：将罚款风险跟责任捆绑，或能倒逼各地绷紧弦，增强治污实效。问题是，依照该《办法》，经济处罚直接对象是市政府，罚缴资金由省财政部门在年终结算时一并扣缴。这难免让人生疑：这笔罚款，能化“罚单”为治霾动力吗？

　　事实上，陕西开“生态罚单”，奉行的也是“省罚市”模式，但市级政府并非买单者，而是对污染者的执“罚”者。而今，辽宁开罚单，却要地方政府财政划拨。

　　无可否认，空气质量超标，政府、企业和个人都有责任，但揆诸现实，在具体责任分成中，车辆尾气、工业排污、施工扬尘等是“大头”。在溯责时，履责不力的官员，显然应担主责；而污染企业，也难辞其咎，依法对其罚款，也是生态补偿的题中之义。

　　可如果是官员、污染企业“感冒”了，让公共财政“背黑锅”，那这罚单未免形同虚设。罚多少钱，对某些官员来说无关痛痒，反正是慷公家之慨。罚缴资金将“返还”给各城市用于空气治污，对地方政府来说，这相当于钱“从左口袋换到右口袋”，惩戒作用能有多少？而从法律角度看，在行政执法中，政府也不具备被罚款的责任主体资格。

　　说到底，治霾要动真格，更需要建立强效问责机制——比如说，问责适用条件适当放宽，就算污染尚不严重，只要是履责缺位就予以追责。也只有将环境考核跟官帽挂钩，给纵容污染、治污乏力的官员戴上紧箍咒，治污才能免于口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