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河南省鹿邑县“慈母”武文英把农药瓶递给20岁的脑瘫双胞胎儿子，致二子死亡。事后，全村选择了沉默，时隔近一年，武文英却走进派出所自首，唯一的要求是“能不能等拉扯大两个小的再来坐牢”。今年11月20日，武文英因涉嫌故意杀人，在河南省鹿邑县法院受审。与此同时，一份5页纸的3000村民联名求情信也递到了法院。

　　在当地，武文英算是“知名人物”，周口一家晚报曾三次报道她辛劳照顾两个脑瘫儿子的事迹。19年如一日照顾儿子的武文英被称为“慈母”。可偏偏就是这位好妈妈，面对生存无奈所带来的绝望，在儿子们“妈，俺不想拖累你了，让俺喝药吧”的悲情要求下，选择了“痛下毒手”。

　　遗憾的是，这样的案子并非孤例。2012年7月，湖南张家界农村妇女龚某用农药毒死了13岁的智障女儿，当地法院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8年。2010年11月，东莞母亲韩群凤溺死了自己的两个脑瘫儿子。绝望中的母亲将两个儿子溺死并自杀未遂。当地法院认定韩群凤故意杀人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5年。

　　这些不幸家庭有着相似的经历，多年的治病耗尽了家庭的一切，家庭成员难以承受残障孩子带来的生活压力和精神负担，最终演变为“戕害至亲”的悲剧。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相关行为的违法性质毫无疑义。然而，即使我们无法身临其境地去感受这些母亲承受过的无奈，每一个知晓类似事件的人都将充满同情和嘘唏。

　　这些案件相对普通杀人案无疑有着本质性的区别，从以往判例看来，法院一般都在自由裁量权内予以从轻。公众也期望在武文英案中，法院能怀着悲悯情怀，综合考虑武文英的犯罪情节、悔罪态度、人身危险性及对社会危害性，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使之承受最合情理的量刑。

　　而这些悲剧的背后，更深层次的相同点在于他们没有在最需要、最无助的时候，得到社会及时有效的救济。当地政府曾给武文英送来轮椅和500元钱，并给兄弟俩每月提供60元的低保待遇，而这些对于整个家庭来说可谓杯水车薪。

　　痛定思痛，我们在纠结于情法冲突的个案，对武文英满怀同情的同时，也应该为潜在的“武文英们”呼唤行政救助与社会救助的荫蔽。只有搭建起政府、社会及个人慈善多元化、多渠道、全覆盖的救助体系，真正实现公民在“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时宪法赋予的物质帮助权，才能消除悲剧产生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