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男性反家暴组织:男人不能对性别暴力袖手旁观

　　每年的11月25日“国际反对妇女暴力日”至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是全球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十六日运动”。

　　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在长年的反家庭暴力活动中，一个庞大的群体长期偏向沉寂——中国男性。反家暴工作也主要集中在受害女性身上。

　　那么，施暴的丈夫、父亲们呢？

　　在今年的“十六日运动”中，一个完全由男性组成的“白丝带志愿者网络”走入大众视野。它是我国首个完全由男性志愿者组成的反性别暴力公益组织，也是唯一一个。

　　“要改变现状，迫切需要倡导全社会，包括男性共同努力。男性不应该、也不能够在推进反对性别暴力的运动中缺席。”该公益组织的发起人、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说。

　　“社会发展的癌细胞”

　　对于方刚来说，每年的“十六日运动”还有个特殊的名字——“白丝带日”。

　　1989年12月6日，加拿大一所大学的14名女大学生被一名年轻男子枪杀，两年后的1991年，以迈克·科夫曼博士为首的一群加拿大男性，认为男性不应该再对男人加诸女人的暴力保持沉默，希望社会能够从这个悲剧中学习反省，于是发起“白丝带运动”，以集结更多男性参与保护妇女。

　　如今，白丝带运动已成为一项全球性运动，自1991年至今，已有22个年头。22年来，来自130多个国家的1700多名组织者参加了白丝带运动。

　　方刚说：“16天期间，世界各国的上百万男性会佩带白丝带，以宣示男人反对以暴力加害女人的决心。但在国内，我们做得还很不够。”

　　“11年来，尽管我国不断加强对性别暴力的干预，但从趋势上看，我国的性别暴力现象依然严峻。”中华女子学院法律系副教授张荣丽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2002年的一部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让家庭暴力问题走入大众视野。11月26日，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谭琳披露，调查显示，我国有24.7%的女性在婚姻生活中曾遭受过配偶不同形式的家庭暴力。

　　“家暴是社会发展的癌细胞，对社会的全面发展造成了严重阻碍。”谭琳说。

　　全国妇联系统每年接到的家暴投诉在5万件左右，包括侮辱谩骂、殴打、限制人身自由、经济控制、强迫性生活。

　　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在浙江、甘肃、湖南等省份进行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家庭暴力在普通人群中的发生率约为34.7%。多名学者均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从数量上看，我国性别暴力问题近年来并无显著改善或恶化。

　　在学者们看来，家庭暴力的发生，最根本的原因是不平等的社会性别体制。

　　“从传统来看，我国封建传统漫长，受父权夫权思想的影响，对妇女歧视的现象比较普遍。至今，对女性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还在社会的方方面面体现着。比如在很多地方偏好生男孩，导致了性别失衡现象。”张荣丽说。

　　在张荣丽看来，社会竞争激烈是家庭暴力的现代特有原因。

　　“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很多家庭的养家任务还是更多依靠男性完成，男性在社会压力增加的情况下，就可能将对女性施暴当作一种‘缓解压力’的错误方式。”

　　据方刚介绍，目前，世界范围内的男性施暴占到所有施暴的90%左右，而目前主要的防止暴力手段，针对的主体却是受害女性。

　　“作为施暴方的丈夫、父亲，却往往无人关注，家暴的潜在土壤没有消除。”方刚说。

　　在轻度暴力发生后，社区民警、街道居委会、邻里、妇联往往采取的是劝解的方法，难以采取强制措施。中国人还有“宁拆十座庙，不拆一门婚”的传统观念，这就导致家暴行为可能逐渐积累升级，甚至导致杀妻、杀夫的极端后果。

　　在张荣丽看来，这正是这些年来反家暴工作不断进行、而家庭暴力发生率却没有明显降低的症结所在。

　　针对这种不对称，方刚发起了完全由男性担任志愿者的“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其白丝带公益热线“4000110391”在过去一年中，为性别暴力的相关当事人免费咨询，并面对面辅导施暴者。

　　“当男性起来表态，首先自己不施暴，并且不对别人的暴力保持沉默，这会起到号召作用、榜样作用。”方刚说，“一个社会理想的实现，不应只有单一的性别去努力。如果只有女人努力，而男人袖手旁观，甚至反对，那么，性别暴力就不可能消除。”

　　从“清官难断家务事”到“拒绝中立”

　　2010年，一个新的公益热线开通了。它的号码是“4000110391”，专为性别暴力的相关当事人提供免费咨询。方刚还在网络上发布倡议书，号召中国男性承诺消除暴力，加入“白丝带”志愿者的行列。

　　两年后的春节，安徽淮南的一个男人偶然在网上点开了方刚的倡议书。

　　他叫俞长模，是一名心理咨询师。现在，他是一名接听公益热线的“白丝带”志愿者。

　　“在心理咨询的工作中，我就遇到过一些家庭暴力的事件，很想为解决这个问题做点什么。”

　　从今年4月至今，俞长模已为十多位暴力受害者做了免费的咨询。

　　其中，有一个阴郁的电话来自宁波。

　　这位受害女性35岁，有一个12岁大的孩子。她的丈夫性格内向，事业不顺，对家庭不负责任，痴迷网络。妻子经常被当作发泄对象，遭受丈夫的毒打，尤其是丈夫酗酒后，情况更甚。

　　“丈夫经常当着孩子的面，拿着刀，说要杀了他妈妈。”事情已过去一年多，但说到这儿，这位长期接触受害者的心理医生依然表示震惊。

　　他告诉这位惊恐的妈妈，“家暴不是你个人的原因”，为她提供了法律援助电话和妇女保护组织的电话，并为她设计了安全计划。一个电话，打了50多分钟。

　　“这种事很典型，但对于大部分受害女性，能够下定决心打进热线，就需要很大的勇气。”俞长模说。

　　从一个普通人、心理咨询师，到志愿者，他对“家庭暴力”的理解也悄然变化。

　　“之前我更多是站在‘岸上’，认为家庭暴力属于‘清官难断家务事’，或者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多多少少会认为，发生家庭暴力的男女双方都有一些问题。”

　　“但成为志愿者之后，我的想法有了彻底的转变。我发现，男权社会赋予了很多人‘男人就应该做主，女性就应该在家做家务看孩子’的刻板观念。这正是男权社会的弊端，导致了有的男人容易用暴力说话。”

　　“现在，我认为只要女性受到暴力，我们就应该制止，应该对家庭暴力零容忍。有暴力发生的地方，就不存在中立。”俞长模说。

　　有白丝带志愿者网络后，方刚的认识也变了：“当我们对性别暴力理解深刻之后，会发现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过施暴的心理，只不过我们不知道。”

　　在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中，像俞长模一样在QQ群和网上报名的志愿者有100多人，主要做日常工作的有20～30人。和他一样负责接听热线的志愿者有10多名。

　　“这些志愿者大多数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少数是心理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或学生。我们愿意利用专业知识，做一些贡献。”

　　家暴不是“家丑”：建立性别暴力综合干预机制

　　方刚认为，我国现有的性别暴力干预机制存在缺陷。“中国和国际上做得好的国家相比，最大的缺陷在于没有立法”。

　　“家庭暴力不是‘家丑’，而是公共领域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事情，我觉得，除了社会倡导，立法也非常重要。”方刚说。

　　联合国暴力侵害妇女数据库显示，世界上已有120多个国家对反家庭暴力进行了立法，其中对反家暴进行专门立法或以“反家暴法”命名立法的国家有80多个。

　　事实上，从2008年起，全国妇联已连续4年向全国人大建言，制定一部综合性反家暴法。

　　2011年7月15日，反家庭暴力法立法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反家庭暴力法纳入预备立法项目。2012年初，全国妇联所做的“反家庭暴力立法公众态度调查”显示，93.5%的被调查者支持推动立法。但时至今日，这部众望所归的反家暴法还迟迟没有出台。

　　“尽管从短期来看，加强法治建设，加强对家暴的处罚力度，是干预家暴的有效方式，但严格执法和呼吁立法只是一个方面。反家暴需要综合干预，全社会都应树立家暴有害的观念，认识到家暴的危害性，家暴的发生率才能降低。”张荣丽说。

　　方刚建议，公益组织的“白丝带热线”能够和司法部门联动，做到政府和社会对性别暴力“综合干预”。

　　“很多派出所接收到了性别暴力的报案之后，不知道怎么去做专业的心理辅导工作。因此，我建议司法部门帮助施暴者拨打我们的热线，通过我们的志愿者提供专业的帮助。接线员会向派出所反馈咨询的效果，并评估暴力等级，给出处置建议。”方刚说。

　　针对“综合干预”，张荣丽提出了两条建议。

　　首先，她呼吁各地地方政府在民生工作中加入反家暴的内容。“很多基层干部往往更多关注百姓的物质生活状况，我认为，应该从物质层面向精神层面转移，了解农村是否还有‘打老婆’的现象存在。其次，建议建立受害妇女儿童的庇护场所。受害妇女和儿童在遭受暴力后，往往需要得到暂时的庇护场所。因此建议妇联和当地民政部门合作，在社会救助站中专门开辟一两间房，改造成妇女儿童的庇护中心。”张荣丽说。

　　11月24日，“制止性别暴力，男性不再沉默”公共论坛及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第一届年会在北京林业大学召开。全国妇联、联合国妇女署、开发署、教科文组织及国际男性参与联盟等多家机构代表，与约200名来自社会各界的志愿者出席论坛。论坛上，曾出演家暴者的演员冯远征携其夫人，成为中国白丝带运动的形象代言人。

　　论坛上，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何安瑞认为，中国的白丝带志愿者网络是一个“由公民社会发起的、推动男人和男孩积极参与反对性别暴力的重要尝试”。

　　“没有男性的合作与参与，真正的性别平等便无法实现。”何安瑞说。实习生 苏孟迪 本报记者 庄庆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