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之后，中国城镇化的目标与路径愈发明朗。然而，也存在一些不甚理解的声音，比如，北上广的落户指标不应收紧，天津的机动车不应摇号限行。有人把这些简单归咎为行政化干预，认为与市场化的方向相悖，对特大城市的新生人口，“北漂”、“蚁族”来说，实属一种无可奈何的不公平。

　　回答这种质疑，必须置于中国的现实语境中。我们的大城市、特大城市的规模世所罕见，北上广动辄以千万计的常住人口，放到欧洲、美国都是不可想象的。即便数百万人口的二线城市，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也算得上巨无霸了。加上转型期特有的复杂社会矛盾，当前的“限”与“摇”不仅是未雨绸缪的举措，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以前，我们常说先把蛋糕做大，再考虑如何分好。这种想法，对今天的特大城市就显得不合时宜。北京的井下蜗居、群租房，习以为常的拥堵、高房价，教育与医疗资源的紧张，雾霾与社会治安，这些都非常形象地告诉世人，蛋糕所需的水、蛋、奶、面、油等资源环境十分有限，不可能无限供给，不可能无限做大。

　　无限做大的结果是什么？一些后发国家的贫民窟就是前车之鉴。在那里，蝇飞虫舞不说，抢劫、贫穷更是长期缠绕。屡遭诟病的“限购”、“限号”、“限户籍”一旦放开，肯定会遭致人口、机动车的迅速膨胀，到时候回过头来再治理的成本将非常高，或者干脆无药可治。患上城市病的蛋糕，还会可口么？吃了会不会拉肚子？这显然不是市场化的药力所及的。

　　没有一个国家的公共政策，能让所有人都满意。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户籍制度就是一例。现行的户口壁垒，弊端大家都清楚，但哪一位批评者给出了更好的速效替代方案？新型的城镇化，当然需要新型的户籍制度，这方面的改革已经上路。但无论是户籍上附着的利益的剥离，还是户籍门槛对人口流动的疏导，都决定了改革必须渐进式推进。

　　路要一步一步走，蛋糕要一口一口吃，这就是城镇化的“自然历史过程”。在中国的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三四线城市，人力资本、人才资本是最重要的发展瓶颈。那里亟需大批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大城市的毕业生。在短期，限制特大城市的人口增量；在中期，引导大中小城市之间的人口均衡；在长期，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新型城镇化的顺势而为、水到渠成，奥妙就在其中。

　　有句西谚，不能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一个道理，我们的城镇化、现代化也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大蛋糕上。新型城镇化，需要我们共同的历史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