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从法治的角度来看，公款浪费入罪当慎重。

　　正如某些论者所指出的那样，粗线条的法规，不应该过度介入“细腻”的生活细节。公款吃喝浪费固然可恨，也很有必要予以打击，但将其一律认定为刑事犯罪却太过了，在现实中也很难操作。

　　首先，浪费的标准不容易明确。在现实的公务接待中，什么样叫浪费，浪费到什么程度才构成犯罪？很难界定。

　　其次，治理公款浪费，缺的不是制度，也不是刑罚，而是制度的有效执行。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免职、降级、开除等党政纪处分，只要能得到严格执行，足以让贪吃挥霍、浪费公款的官员望而却步，足以让浪费公款的人付出足够的代价，何必用刑罚呢？

　　最后，还要考虑到我国的特殊国情和文化传统。公款吃喝浪费行为必须坚决反对，但客观地说，这在我国官场上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任何一种沦为社会现象的问题，其产生肯定有其“问题之流”与“问题之源”的两大方面，光治“流”而不治“源”，必然是治理时清澈，治理过后又恢复污浊。“重刑化”只能干预“问题之流”，却不能对“问题之源”产生根本性作用，不从“问题之源”处下手，问题又会换一马甲卷土重来。

　　严刑峻法，绝非法治文明的体现，更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刑罚不是万能的，以之惩治犯罪，是调整社会关系的最后手段，能少使用就应尽量少使用，谓之谦抑。凡是适用其他制度或法规足以抑制某种违法行为，就不要将其入罪；凡是使用较轻的处罚就足以达到目的时，就不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法。近年来，我国重刑主义有所抬头，一遇难题，先想刑法。动不动就呼吁立法，呼吁重刑。正因如此，才会有人建议设立“见死不救罪”、“闯红灯罪”、“袭警罪”、“包二奶罪”等罪名。这种依靠重刑来治国的思路，恰恰是管理短视的表现，是法治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