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煤老板7000万嫁女背后：营造不差钱假象

“土豪”炫富背后的债务狂飙

　　在实际负利率时代，“土豪”之所以成为“土豪”，并不是在于实业经营的能力，而在于其借钱的本事。

　　这几年，中国的富人群体开始有点冲动：煤老板“7000万嫁女”，晋江女摆出“亿元嫁妆”，在堆积如山的大面值人民币前留影，或者让十几个好莱坞明星在城乡结合部的会议中心站上一个小时。总之，富人群体的“炫富”频率越来越高，规格也越来越“高大上”。因此，在过去的2013年，富人群体又重新戴上了“土豪”这顶帽子。

　　但是，在一个素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传统的社会，“土豪”们却越发热衷于展示自身的物质富足，这个现象本身是一个悖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土豪”们意欲何为？

　　事实上， “土豪”的炫富热情和民企飙升的负债率已成为孪生兄弟。在实际负利率时代，“土豪”之所以成为“土豪”，并不是在于实业经营的能力，而在于其借钱的本事。在灰暗的基层金融生态系统中，炫富往往会成为一种有助于融资的信用资源。很多情况下，它是“土豪”们在这个系统中自由穿梭的通行证。

　　负债大跃进

　　民企老板的负债历程彼此相似，但他们被追债的故事则各有不同。

　　和太子奶李纯途、尚德施正荣因银行追债而走投无路不一样，联盛集团董事长邢利斌选择了在债权人登门“造访”之前诉诸公堂。2013年11月29日，山西省吕梁市柳林县法院受理了联盛集团的重整申请。14家债权人金融机构称，联盛集团和地方法院单方宣布债务人进入司法程序，属于“置债权人利益于不顾”。

　　联盛集团是山西省最大的民营煤企，产能近4000万吨，这个产能约为山西2012年产煤量的1/25。邢利斌个人资产则以数十亿计。2012年3月，他在海南为女儿举办了一场豪华婚礼，据称耗资7000万，明星规模则不亚于央视春晚。也正因为这场婚礼，邢利斌的名字第一次被公众知晓。

　　但不到两年光景，昔日的“土豪”沦为了“负翁”。目前，面对接近300亿的负债，联盛集团已严重缺乏债务清偿能力。抢在债权人“追债”前进入重整程序，这实属无奈之举。近年的民企债务危机都说明：负债民企多数都是被债权人“追垮”的，“墙倒众人推”。而进入重整，即意味着可以一定程度上摆脱债务人的蜂拥追偿。

　　邢利斌的“土豪”故事始于那场豪华婚礼，而联系到联盛集团近年的“负债大跃进”，不难发现这场婚礼绝非“炫富”这么简单。

　　联盛通过不断负债，做大资产盘子的逻辑不难理解。作为当地最大民企，联盛已经一定程度充当了地方建设平台的角色，不少带有公共服务色彩的项目已成为了其业务板块。比如，其投资了38亿建设农业生态文化园区，让2万多名当地农民流转到农业合作社。承担巨大的建设任务，必须以不断融资为保障。银行、信托和民间借贷这3个渠道，为联盛堆积起了近300亿的债务。

　　一个县级民企，靠什么能借到这么多钱？靠信用。第一个信用是地方政府的背书。联盛解决了柳林县2万余人的就业问题，而该县人口不过30万人。显然，怎么强调联盛对当地社会稳定的重要性都不过分。因此，在联盛的借贷运作中，金融机构或民间借贷都看到了其背后有政府的影子。联盛的第二个信用是现金流的保证，煤炭销售收入占其大宗。本次债务危机正是在这个环节上出了问题。2011年以来，焦煤需求萎缩，每吨价格也从1500元下降至近600元，这意味着企业每天进账骤减。进入2013年下半年，焦煤市场不见好转，债务危机随之而来。年初，已有当地官员对外透露，联盛集团从2011年7月就开始欠发员工工资。

　　但那时的联盛看起来并不差钱。2011年，邢利斌在6月和9月分别向一所政法名校和一所电力大学捐助了500万；而在2012年3月，除了举办海南的豪华嫁女婚礼外，他还向第三所大学捐赠了500万。

　　一位和山西煤矿投资人有长期接触的人士对《南风窗》说，不排除邢利斌“一掷千金”是出于捐资助学的公心和爱女之情。“他资产过百亿，嫁女花掉不到1%，这个比例和普通人一样。”

　　“但也可能是在强撑门面。”该人士也质疑称，在焦煤价格狂泻，主业销售疲软的时候，慷慨之举极可能是在营造“我不差钱”的印象，而这种印象有利于企业下一步融资纾困。“因为银行都希望借钱给有钱人。”

　　联盛的负债膨胀历程，的确和这些慷慨举动有着时间上的“巧合”。一家为联盛融资的信托公司管理报告显示，2012年9月末，联盛的资产规模约137亿，其中负债约72亿。也就是说，从2012年第三季度至2013年11月末，不到5个季度的时间内，联盛的负债膨胀到近300亿。可以说，联盛的大规模借债正是从其董事长2012年“7000万嫁女”之后才开始的。

　　周期性行业

　　“7000万嫁女”究竟是出于何种考虑，外界只能猜测，只有邢利斌本人才知道个中内情。但从行业来看，铺张与炫富的确成为了煤炭开采业大佬们的主流生活方式。而仔细研究近年乐于炫富“土豪”群体，很容易发现，其所处行业都有着明显的特征，即都是周期性极强的行业。

　　在这样的行业中，当行业进入下行周期，债务人产销受阻，资金回笼困难，便有了借贷冲动。因此，企业必须营造一种实力尚存的印象，以便从外部融资；对债权人来说，这个行业并非一蹶不振，行业总会进入上行周期，因此也才有放款的必要。煤炭、钢贸等行业是典型。

　　除煤老板外，钢贸老板的“显摆”早已闻名遐迩。在钢贸行业最红火的2009年前后，上海、江苏一些钢贸市场的豪车停泊密度堪比迪拜。2013年，钢贸老板因负债“跑路”，丢下百万奢侈房车而不管的事情时常发生。

　　钢贸是典型的“资金密集”行业，钢贸老板向钢厂订货必须提前交订金，而提货则必须全额付款。因此，钢贸老板生存的第一要务就是融资。2008年，“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推热了钢贸业，银行大举进入放贷。为降低风险，银行采取了让钢贸企业之间或和其他民企联保贷款的形式，而豪车既是彰显民企实力的物质载体，也成为了民企老板之间乐于接受的质押物。

　　豪车并不代表企业的偿债能力，这一点，金融机构并非看不清。一位长三角城商行的内部人士对《南风窗》说，民企老板的“显摆”瞒不过银行。之所以银行愿意放贷，很大程度也是因为银行自身有业绩压力，很多银行都对分支机构有钢贸业的贷款任务，必须完成。而单家钢贸企业动辄贷款千万，过亿也不在少数，这些“大客户”都是理想客户。“反正都要贷那么多出去，那么对于银行来说，买得起豪车的总比买不起的靠谱。” “显摆”作为信用彰显的手段，之所以屡试不爽，很大程度还在于金融机构对资金“贷后监督”的不足。部分银行或信托都把重点放在了“找项目”上，一旦钱放出去，便只是盯着企业按期兑付利息，而对企业经营和行业变动并不关心。

　　以上城商行人士便透露，现实中，很多银行和信托公司都是听到企业欠薪或和供应商闹翻之后才知道企业出了问题。因此，很多企业为稳住债权人，也乐于在获得融资后营造“良好印象”。实际上，很多钢贸企业正是凭借着这种“良好印象”，不断借债，最后跨越了70%的负债率红线而陷入困境。

　　近年来，另外一个高频率炫富的群体是福建民企，其中以晋江富豪“亿元嫁女”最受关注。在不少人看来，晋江女的豪华嫁妆主要是民间传统的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债务问题正侵袭着这个富有的商人群体。

　　晋江是福建民间借贷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很多知名制鞋、制衣企业都靠民间借贷发展而来。2012年以来，这些产业遭遇了存货危机，存货积压本质上是资金积压，资金周转速度放慢，民间借贷带来的压力便开始凸显。于是，对本来就婚嫁重嫁妆的晋江人来说，嫁女成为了一次极好的信用展示机会。证明自己“还得起钱”，这是让债权人安心的低成本方式。

　　“不全是为了借钱的目的，但的确有这样的考虑。”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李建军曾长期研究民间金融生态，他对《南风窗》分析，民企的铺张和奢侈的确有塑造形象的作用，但这只是对一些特定的融资渠道有用。说到底，民企能否融到资的根本还是在于其产业上的核心竞争力。

　　不再灵验

　　在借贷关系中，最可靠和最不可靠的信用保证都是人的因素。在中国民间借贷发展早期，血缘、共同文化和乡谊等因素都可以作为信用的保证。但随着民营经济壮大和扩张，这些地域性较强的信用纽带，既无法适应民间借贷资金体量的膨胀，更逐渐和金融资源的全国性流动相脱节。因此，在民间借贷中，更加具体化的奢侈生活方式及器物成为了信用的新载体。

　　但2011年是转折点，这一年，中国GDP增速开始下降。包括尚德、联盛在内的一批明星民企纷纷出现债务问题。而作为信用符号的奢侈生活方式，开始成为了债权人和公众的批判目标。

　　温州著名律师、浙南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周庆春对《南风窗》说，在浙江一些地区，豪车、成捆的房产证、上百万的奢侈家具曾一度是民企老板充门面融资的工具。它们是“软实力”，放款人会注意到。在信贷扩张的时段，只要有豪车、豪宅，银行和其他放款人甚至会“把钱送到家里来”。

　　“但现在不管用了！”周庆春说，在现在的温州，一个小区的整排别墅可能只有一个产权所有者，但这个人却无影无踪，因为已经逃债走了。这些空无一人的房子在当年的放款者眼中，是极好的信用体现。

　　原始的信用载体轰然崩塌，新的信用基础却并未建立，这是周庆春最担心的问题。他举例说，以前，一个温州人在下午看上了内地某个要投资10亿的项目。当晚回到温州，便拿出了“分配”方案，自己占股30%，剩下部分分给7个朋友；7个朋友再把各自10%的份额分为若干份，派给亲戚，然后亲戚再找他们的亲戚，就这样一直分下去，分到接盘者的资金实力足以直接承担为止。最后，这个温州人在两三个晚上便凑足了10亿投资。“比银行贷款效率高很多，温州老板就靠这个抢在了市场前面。”周庆春说。

　　尽管时常处在灰色地带，但不可否认，在基层金融的草莽时代，“温州模式”异常成功。但现在，不少温州人之间已没有了往日的信任感。在一些纠纷中，借款人和放款人开始因到底是“算入股，还是算借债”而闹翻。

　　广东一家银企中介公司的负责人对《南风窗》说，民企老板通过“显摆”来增加信用度的做法，不应被加以“道德评判”，很多时候是不得已而为之。目前，国内尚未建立起统一企业征信体系，加之不少民企财务管理落后，企业资信无法判断，奢侈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了“信用证明”。

　　另外，对“土豪”们财富转移性的炫富行为，另一种解读也颇有合理性。以奢侈嫁妆为例，其可以看作是民企老板家庭财富的二次分配，负债的民企老板可以通过嫁妆的形式把财产赠与女儿，即便自己成为了“负翁”，但按照当地民俗，追债方也断然不会向夫家索偿。

　　而从法理上来讲，嫁妆等于是一份赠与合同。按照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尽管债权人对债务人与第三人的赠与合同享有撤销权，但也规定了相应的时效限制。换言之，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财产转移)之日起，应在一年内行使撤销权，否则追偿将变得困难。而转移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不行使撤销权，则该撤销权归于消灭。

　　因此，在充斥着暴力的民间借贷领域，“嫁妆炫富”可以说是对子女的一种保护。

　　但在中国社会，民企老板不论出于何种目的，过分展示自己在物质上的富足，这对普通中国人来说仍是一种情感上的冒犯。因此，邢利斌在奢侈婚礼举办后不久，便通过媒体表达了对公众的“道歉”之情。

　　2014年，不论邢利斌的财富故事是否会结束，中国土豪“显摆”的事情都可能愈演愈烈。但越是疯狂地“显摆”，越是在宣告这一轮疯狂的负债潮即将水落石出。（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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