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犯罪

　　法制日报《法人》杂志联合中国青年报舆情监测室联合制作的《2013中国企业家犯罪(媒体样本)研究报告》近日发布，报告称，2013年大众网络媒体上公开报道的企业家犯罪信息总共357起。在明确企业所有制类型的357例案件中，国有企业家犯罪或涉嫌犯罪的案件为87件，占357例案件的24.4%，民营企业家犯罪或涉嫌犯罪的案件为270件，占357例案件总数的75.6%。    企业家犯罪357起，这还只是2013年见诸大众网络媒体得以公开报道的案例。尽管如此，若以人群来计算犯罪率，这也已经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据。

　　中国企业家的犯罪率偏高，原因何在？和其他群体一样，个人因素肯定无法忽视，或因个体贪欲的膨胀，或因缺乏对法律的认识和敬畏，一步步陷入罪恶的渊薮。这一点从国有企业家的主要罪名方面得到了充分体现。报告中说，在58例有明确罪名的国企企业家犯罪中，共涉及28个罪名，主要包括“受贿罪26例、贪污罪13例、挪用公款罪11例、诈骗罪7例、私分国有资产罪3例、重大责任事故罪3例、滥用职权罪3例”。由此可见受贿、贪污、挪用公款是国有企业家犯罪的主要罪名，而这三种罪名都会让人联想到人性之恶。

　　但即使是在国有企业家频频失足的领域，仅仅归咎于个体因素也失于片面。任何心智正常者都会有占有财物的欲望，但现实是并非每一人都能够轻易遂愿。抑制人性中恶的一面，使其始终没有暴发的机会，这就是制度的作用。降低国有企业家的犯罪率，无疑还是要深化国企的改革，进一步厘清国企高管及其背后国企的“官商政商”界限，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董事会、监事会切实发挥监督制约作用。

　　相比于国有企业家，民营企业家的犯罪现象似乎更为复杂。按照“研究报告”，2013年不仅民营企业家涉案数要大得多，而且涉案领域也更为多元化，主要包括融资、财务管理、合同纠纷、安全生产、公司经营、产品质量、招投标等范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涉税犯罪则是民企犯罪的重点罪名。从罪名分析，应该不难得出一个结论：融资、对市场和利润的争夺，最容易诱发民营企业家的犯罪。

　　就在相关机构发布年度企业家研究报告的同时，媒体报道，“中小企业被高利贷绑架，有企业主被迫自杀”。依赖高利贷缓解资金困难，尽人皆知属于饮鸩止渴，但众多企业主饮鸩止渴不正是当下民营企业融资困难的自然结果？在2013年前后，围绕融资牵出了一些致使民营企业家入狱的大案，面对这一现象，是该抨击企业家个人还是更应致力于金融改革？

　　论及民营企业家的罪与罚，还不能不谈到这一群体与权力的关系。在依靠法治和市场解决问题成为习惯之前，游走于政经两道的两栖人物最容易制造创富神话。他们因依附于权力而崛起，活跃在法律的边缘地带，又往往因与权力的恩怨纠葛而坠落。从黄光裕到兰世立、李途纯，当年的商业英雄们，其大起大落的人生轨迹里，权力发挥了巨大作用应该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正因为见多了企业家们的罪与罚，2013年8月，万科董事长王石有感而发，谈到了企业家的自救问题，并提出了个人的答案，即“建立自救基金”、“注意自我更新”、“反省当前环境，该发言时不要沉默”。如果说“建立自救基金”、“注意自我更新”是企业家群体内部的行动，那么对环境的反省与改造显然并不仅仅是企业家们自己的责任。

　　企业家也是社会人，也应当遵守法律洁身自好，经由类似的自律，可以相信企业家的犯罪率会有所降低。但如果考虑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蓬勃的企业家精神，需要更多的商业英雄在为自己创富的同时使社会财富同步增值，那么怎样厘清权力与商业边界、建立法治市场经济，使才能和努力成为决定个人乃至企业前途的关键元素，则应是全社会共同思考的紧迫命题。而毫无疑问，这实际也是降低企业家犯罪率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