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天前，因被怀疑是童工，吉觉阿呷和72名彝族同伴被大巴车从深圳送回凉山。如今回村已近一周，跟出去打工前相比，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在家哪一天不是这个样子，喂猪、洗衣服、生火做饭、背起背篓去找柴。”吉觉阿呷自顾自抱怨着，记者给她照相时，她敏捷地躲开了。“你拍我是要上电视的吗？不要让我上电视，不然出去打工他们就不要我了。”吉觉阿呷恳求道。（1月14日《人民日报》）
　　
　　深圳童工一句“打工有肉吃”，让天下人为之动容心酸。社会的普遍关注让童工们得以回家。但现在看来，这些童工的命运依然堪忧。把童工送回家的目的，不是为父母分担家务，照看弟妹。他们有更需做最该做的事，就是读书。但现实让人尴尬。如果此种现状没有根本改变，童工事件所引发的全社会对儿童权利的大讨论，就毫无意义。当儿童最基本的教育权都不能保证，还奢谈什么其他权利？
　　
　　按照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父母作为监护人，理所应当要尽这个义务，但现实又决定了种种要求是多么强人所难。一方面，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经济贫困现状，另一方面，我国对少数民族实行的特殊计生政策，也使得这些地区普遍存在多子女现象，一家有三四个孩子是常态，有五六个的也不在少数，让他们抚养，谈何容易？既然这是地区发展差异和政策因素导致，那么，对于这类家庭，按照罗尔斯正义原则，社会也应该给予适度补偿。出生可以不同，但至少要让孩子在读书权利上做到一视同仁，不能让“五十六个民族兄弟姐妹是一家”只在歌声里传唱。
　　
　　虽然我国目前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全免费，但诸如生活费等费用，在他们依然还是一道难过的坎。这笔费用，完全可以通过地方政府和社会渠道解决。费用兜底，就解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也是给孩子一个改变命运的希望，更给地方后续发展提供了可能。这里还存在一个如何将野孩子拉回头的问题。毕竟他们“见过世面”，尝过繁华都市的甜头，能否收心继续完成学业令人头疼。这需要花力气解决师资匮乏问题，通过他们的心理疏导和教育感化，增强他们的学习兴趣。另外，课程设置也很重要。既要照顾多数，也要因人制宜，尤其要偏向于技能培训课程，走职业教学之路。让他们拥有一技之长，也是为日后工作蓄积能量。
　　
　　有个细节，就是孩子害怕拍照，而原因则是担心“以后打工没人要”。这就表明了，解救童工任重道远，他们以及留守孩子都可能走上重返之路。因而，在学校模式和布点上，要打破常规，就像各地推行的弃婴岛那样，比如开设特别寄宿学校，通过集中办学，吃住在一起，直至完成基本学业。这既让他们享受社会大家庭的温暖，也防止外界干扰。
　　
　　当然，这其中还会衍生出种种问题，需要破解，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证他们能享受到最基本的教育权利。如果这个最底线的权利难以守住，其他一切权利都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