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舆论影响力洗牌

　　2013年12月26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社会蓝皮书：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称，中国大概有300名“意见领袖”。有关业内人士认为，“意见领袖”部分人的影响力超过媒体和政府。

　　事实上，刚刚过去的2013年,网络舆论热度在逐渐消退，一些专门“吐槽”社会负面现象的“意见领袖”风光不再。究竟是谁在主导网络舆论，值得关注。

　　88%大V依赖传统媒体

　　对网络舆情进行年度监测，是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等人的一项常规工作。2013年下半年，祝华新等人承担了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有关互联网舆情的课题。他们从“大V”账号中抽取活跃度较高的300名网络“意见领袖”作为样本进行分析，并得出初步结论。

　　1月6日，重青记者连线祝华新，请其对300名“意见领袖”的情况做简要介绍。祝华新表示，“网络‘意见领袖’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一些突发事件和公共议题上，平时这300名‘意见领袖’影响着互联网的议程设置”。

　　据了解，目前全国微博用户账号总数已达12亿，同时产生了一批粉丝大于10万的“大V”账号。

　　祝华新介绍说，300名“意见领袖”男性占据绝大多数。男性、女性人数分别为271人、29人，所占比率约为9:1，其中83%的人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绝大多数生活在一线大城市，他们对草根社会有切身体验。

　　300名“意见领袖”中，多数人具备较高学历。来自新闻媒体的83人，占28%；高等院校61人，约占1/5；企业组织42人，约占14%；自由职业者34人，约占11%；研究机构30人，占10%；党政军机构29人（其中军方3人）；退休人员有11人；从事社团与公益事务的10人。

　　“他们绝大多数人士和传统媒体保持着较好的互动关系。”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一位工作人员补充说。

　　这些意见领袖都在关注哪些领域？从重青记者掌握的情况来看，他们设置的议题主要集中在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对网民关注的其他议题，比如婚姻、历史、文化、诡异事件等，则关注较少。

　　有关业内人士认为，“意见领袖”应把视角适当分散到历史、文化等领域，使相关领域的不同意见可以尽快在网络平台上传播。“通过多角度全方位地影响人们思潮，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整治后活跃度下滑24.9%

　　“……王石上山下山都是登顶，破釜沉名……”2013年12月30日23时左右，作为“意见领袖”之一的司马南，在其微博上发布一条对当事人带有调侃甚至诋毁意味的广播，20分钟内阅读量达到2.2万人次。

　　事实上，像司马南一样的网络“大V”如今在微博上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据了解，自2013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提出互联网“七条底线”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对互联网舆论乱象进行整治。

　　8月下旬，公安部部署专项行动，集中打击网络有组织制造传播谣言等违法犯罪；9月9日，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出台。

　　网络舆论外围环境也因此有了明显改变。经过几个月的清理，网上散布负面信息的声音明显减少，帖文情感词力度下降，积极正面的声音日渐增多。

　　祝华新等人对此进行过数据分析。祝华新说：“我们专门抽取100位活跃‘意见领袖’的微博进行分析。”祝华新等人发现，以8月份互联网“七条底线”为拐点，100位“意见领袖”此前两个月累计发博72481条，此后两个月累计发博65126条，下滑10.2%。

　　“特别是9月11日至10月10日，下滑24.9%。”祝华新说。一位网络“大V”说，经常在互联网散布负面信息的“意见领袖”受到高度关注，“其中一些人因此惹上了麻烦”。

　　网络司法舆情逆势上扬

　　按下葫芦泛起瓢。重青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除了上述借质疑政府为名行造谣生事之实的“意见领袖”外，在当今互联网舆论场，一些网络“小V”、“中V”、“大V”常常以网络反腐名义吸引眼球。

　　“竹板打，哗哗响，说罢湖南说沈阳，沈阳又有新情况，卫生局长叫闫石，妇婴院长李晨阳。局长要比阿哥帅，院长长滴很漂亮。美女院长很xx，局长是个大色狼……我这身边不寻常，咋又录像在一旁……”12月30日晚间，一位粉丝只有几千人的网友于23:08发布的消息，半小时内浏览人数竟达到15万人次，全部转播评论113次。

　　这是继系列“艳照门”事件后，通过网络揭露出来的又一宗官员“性”丑闻。如今，通过网络反腐似已成为普通网友表达话语权不可或缺的主要手段之一。

　　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刘徐州在接受重青记者采访时表示，“网络反腐有一个倾向值得注意，特别是在微博上，包括在微信上，一些网络小V、中V，时常有一种煽动的倾向，这种倾向对社会的正向发展非常不利”。

　　相关数据显示，“意见领袖”中律师群体在吏治反腐类的司法舆情中尤为活跃。因此，在2013年网络舆论热度总体下降的情况下，司法舆情却逆势上扬。相关业内人士认为，各类司法案件折射出不同的民众心态。如，李某某强奸案与夏俊峰案中，反映民众对当下社会阶层分化、强弱群体反差的不满和忧虑。

　　其实，网友的各种反腐诉求仅是民意表达的一个方面。祝华新说：“2013年5月网上曾热议宪政话题，当时新浪有关议题仅225万条，而有关就业、养老、医疗的议题分别为2457万条、2373万条、4797万条。这就提示我们，我们要重视知识精英的意见，更要了解庞大民意是什么样的诉求。”

　　公权力介入需三思

　　“表妹皮肤不是很好，脸上又是长痘、粉刺、黑头、毛孔粗大！向她推荐了xxx面膜。前几天看见她，痘痘、粉刺跟黑头都不见了”。重青记者在进行网络调查时发现，就是这么一则毫无技术含量的广告语，在微博上获得76万人次的阅读量，也为博主赢得市场人气。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匡文波认为，根本原因是“我们对网络的管理和引导还相对滞后”。同时，媒体形态的不断变化带来了新的挑战，“棱镜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匡文波说：“事实上，微信比微博更难管理，因为微信带有个人通信的性质，其传播的对象往往是手机通讯录里的朋友。这给界定微信传播的信息带来难题。”

　　于是，一些网络大V往往通过微信传播消息，为网络谣言重开方便之门。因此，有业内人士提出实行“网络实名制”。微博名人徐世平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说：“实名制对恶意传谣者虽然多了些约束，但仅管住网络大V和意见领袖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徐世平表示，“名人没有特权。按照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无论是网络名人还是普通网友，如果触及法律法规，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为此，有人提出由政府来充当意见领袖，并逐步产生了政府和体制内媒体掌管的微信、微博。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陶文昭则认为，政府是社会事务的管理者，是公共意见的听取者，政府充当网络“意见领袖”应持谨慎态度。

　　“网络的议论归根到底还是发自民众的声音，听取网络的意见是政府的职责所在。”陶文昭说，“如果政府自己充当意见领袖，压制其他不同于、不利于自己的意见，网络微博问政的功能就没有了。对于网络民意的场所，公权力大张旗鼓地介入，是否合适需要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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