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海南是实现梦想的沃土

        坎坷过程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万事皆能，惟不言弃。

        海南这种改革为先的特质让其充满了机遇，这里是一片实现梦想的沃土，只要你敢于创新，大胆构想并付出努力，任何事情都能做得精彩。

        我们会不断搭建新的平台，让中国智库成为叫得响的一流国际智库。

        2011年4月28日一早。吴士存穿上他最喜欢的西装，把一头白发梳了又梳，早早来到位于海口东海岸江东一横路的中国南海研究院新址，准备他的“开国大典”——新址落成典礼。

        夜里吃的两片安眠药几乎没起作用，整个人一直处在亢奋状态。

        9时许，前国务委员唐家璇到了，外交部代表刘振民到了，省领导也陆续到了。

        9时30分，典礼开始，一种情绪在吴士存胸中积聚，力量越来越大。他一口气把他的院长致辞念完，因为只要稍一停歇或走神，那一刻的情绪即刻会化成泪水，奔涌而出……

        红绸揭下，“中国南海研究院”七个鎏金大字在影壁石上夺目呈现。

        吴士存回忆说，他曾在心中默念，今生死而无憾了！

        时光飞逝，转眼来到2014年。1月6日下午，多天阴雨后的晴日，阳光和煦地泼洒。中国南海研究院绿树翠蔓、鸟语花香，两只黑天鹅游弋在人工湖中，一派悠然恬静。

        吴士存在办公室忙着，记者的“打扰”算是他忙碌中的休息。

        办公室更像个书房，落地书柜长长，书装得满满。“书房”一尘不染，写字桌整洁得让人嘘唏。

        话题就从前面那个让他终生难忘的时刻开始。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个中艰辛。”吴士存语调凝重……

        研究南海，始于中越北部湾划界

        记者：中国南海研究院前身是南海研究中心，当初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机构？

        吴士存：这得从北部湾划界说起……长期以来中越两国都没有明确划分过北部湾边界，双方按各自宣布的领海宽度实施管辖，湾内资源共用共享，一直相安无事。197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海洋法制度的发展，中越两国划分北部湾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问题逐渐显现出来。

        就北部湾划界问题，中越两国曾先后于1974年和1977年—1978年进行过两次谈判，均无果而终。1991年两国关系正常化后，这一问题再次提出。

        根据外交部安排，当时海南省外办是承担谈判前期准备工作的主要单位之一，需要在两个月之内完成北部湾沿岸历史、地理与社会现状等问题的调研。

        记者：当时调研组由哪些人组成？怎么个调研法？

        吴士存：主要是省外办新闻处的工作人员，我当时是新闻处副处长，主持调研工作，成员全部是兼职。

        当时国内相关文献几乎是空白，没有进行过系统性的整理与储备，所有调研工作要从零开始，要进行大量现场调研、人物采访，要在海量的文献资料库中检索、查阅、筛选出有用资料，再撰写、完成调研报告。

        成立机构，专业队伍派上大用场

        记者：您曾说过当时调研条件非常艰苦。

        吴士存：我们那时是搭摩托车或是骑自行车跑省市各类档案馆和图书馆查资料的，因资料太少，还要去广州、南京、北京等机构查找。那时搜集资料还是传统的翻卡片式。每拿到一份文献资料，都必须经过查阅索引、书库查找、逐一解捆、翻阅摘抄、打字刊印等多个繁琐步骤。不到两个月时间，我们查阅了200多种古籍、书刊，以及50多卷档案，走访了近百个单位和个人，撰写了3万多字的专题报告，圆满完成了外交部委派的工作任务。

        记者：调研结束队伍就解散了吗？

        吴士存：我们不想解散，这也是后来成立海南南海研究中心的原因之一。这次调研有两个巨大收获：一是积累了相当一批文献资料；二是形成了一支具备一定专业研究能力的人才队伍。这是一笔珍贵的“资产”，需要一个载体很好地积淀下来，将来派上大用场。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南海问题开始升温。因为我们的调研成果服务于我国外交工作需要，在北部湾划界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各方进一步认识到加强南海研究在解决有关争议问题中的重要性。

        基于这些原因，1996年2月，在海南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成立了海南南海研究中心。中心当时挂靠在省外办新闻处，为内设研究机构，没有编制、没有专职研究人员，中心全部家当容纳在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一块牌子、一张手绘的北部湾地图和一台电脑。

        构想升格，研究中心变成“国家队”

        记者：当年将南海研究中心升格的因素是什么？

        吴士存：主要是我们看到了南海问题的重要性。当时研究中心的平台太小，没编制、没经费吸引不来人才；也走不出去，发展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

        记者：我们知道升格过程相当难。

        吴士存：更名升格需要协调外交部、发改委、中编办、海洋局等多个中央部委，而一些职能部门虽说原则上支持，但认识并不完全一致，相关政策法规也不够明晰。所以，我们的申请在中央有关部委间辗转，递交、修改、再递交、再修改，不停地跑北京，每推进一步都需要做大量的解释、说明、沟通和协调工作。

        记者：记得您说过申报过程前后走了三个来回，前两次都失败了，这中间想到过放弃吗？

        吴士存：第一次申报失败后，我们想着再争取一下，于是从头又来一遍。第二次申报不成后，我们确实想过放弃。支撑我们进行第三次申报的是，心有不甘。最后，成功了。

        记者：申报成功的关键点是什么？

        吴士存：是在关键的一步找到有效途径而达到终点，另外是，只要有一点希望就不放弃。2004年7月8日，经国务院批准，海南南海研究中心正式更名为中国南海研究院，升格“国家队”，更名过程前后整整耗时近3年。

        收获人生，坚信万事皆能惟不言弃

        记者：这个坎坷过程让您收获了国家级的中国南海研究院。

        吴士存：这只是一方面，更大的收获是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万事皆能，惟不言弃。

        记者：记得有哲人说过，人一生做好一件事就很了不起，您不只创建了中国南海研究院，还见证并参与了博鳌亚洲论坛的创办和历年服务保障工作，想必有不少感慨吧？

        吴士存：是的。经历得太多了。23年前的1月7日，我在上岛时就经历曲折，飞机从上海飞到海口后，因海口老机场地面状况不佳而无法降落，又转飞到广州落地，隔了一晚，第二天才登上海南岛。我甚至冥冥中想，1月8日是我的生日，或许这就是上天的启示，让我在这片土地上追寻梦想，获得再生。

        记者：20多年的外事工作生涯给了您什么？

        吴士存：事无巨细，不能超脱。凡经过我手的事儿，绝不马虎。比如博鳌亚洲论坛接待服务，每个国家领导人和嘉宾要到的场合，我都要提前反复考察，每个细节都要有考虑周全的预案。

        记者：这是您做事成功的“法宝”吗？

        吴士存：我想是的。你在中国南海研究院不会看到一盏坏了的灯，不会在电梯间的缝隙看到沙子或泥土，任何事情，我都要做到最高标准。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黄平所长参观了我们研究院后说，这个在国际上也可称得上是建设和管理一流的智库。

        改革常态，不断设立目标并执着前行

        记者：海南的特质是改革和创新，您对此一定感受很深。

        吴士存：回过头看，海南这种改革为先的特质让其充满了机遇，这里是一片实现梦想的沃土，只要你敢于创新，大胆构想并付出努力，任何事情都能做得精彩。

        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改革再次提到新高度，南海研究工作有些什么新设想？

        吴士存：去年我们在北京设立了分支机构，主要是加强和完善学术网络建设，更好地服务于总体外交工作。今年，我们正在做的是，把在美国设立的分院打造起来，我们要到华盛顿去讲中国故事，用西方人听得懂的语言和表达方式，阐述中国的南海立场和主张。这也是中国智库走向海外的一个探索，我们率先迈出了这一步。

        我们会不断搭建新的平台，让中国智库成为叫得响的一流国际智库。(记者 赵红)

        人物档案

        吴士存：曾任海南省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现任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副院长、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兼职)、中组部中央直接联系专家、南京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事南海问题研究20多年，曾参与中越北部湾划界谈判。1996年创立中国南海研究院的前身——海南南海研究中心。作为访问学者、客座研究员曾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亚太安全研究中心进行学术访问，并先后参加美国政府“美国外交政策溯源”专题、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高级政府管理”等研修项目。2012年、2013年作为演讲嘉宾，应邀参加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和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举办的南海问题国际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