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近日，民政部、最高法、公安部等部门正着手研究建立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拟规定父母失责将被诉剥夺监护权，相关指导性意见拟于今年年内出台。

　　近年来，我国接连发生诸如“南京饿死女童案”等多起监护人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事件。有观点认为，在一定程度下剥夺失责父母的监护权，不仅可以让个案中的未成年人得到更好的监护，更能体现一种威慑力，向社会传递出正能量。因此，在每起类似事件发生后，各界对于剥夺失责父母监护权的呼声都很高。

　　事实上，我国在法律上确立强制剥夺失职家长监护权制度已有20多年。1986年出台的《民法通则》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2006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则在原有规则基础上，有了两项进步：一是规定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后，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二是规定被撤销监护资格的父母应当依法继续负担抚养费用。这也意味着失责父母的监护权可以被剥夺，但是抚养义务不能被免除。

　　然而，相对于现实需求而言，现行法律仍显粗糙。不仅规定模糊、覆盖不全面，也没有具体落实各部门的责任，更缺乏对未成年的权利救济。一方面，申请主体及具体权责不明确。比如，对于何为“有关人员”、“有关单位”，有义务“申请”却未申请时责任如何承担等问题语焉不详。另一方面，监护人被撤销监护人资格后，孩子们的监护权最终归谁？被撤销资格的监护人能否在一定条件下申请恢复相关权利？在剥夺资格期间，他们有哪些权利、需要承担哪些义务？这些问题现行法律都尚未涉及。

　　由于现行制度缺乏可操作性，这使得20年多来，全国无一例剥夺监护权案件进入司法程序，这项制度成为“僵尸”法条。

　　不过，值得肯定的是，各地在保护未成年权益方面有诸多闪光的尝试。去年12月，上海市修订《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规定“民政部门应对孤儿、无法查明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以及其他生活无着落的未成年人，通过设立儿童福利机构，委托或者购买服务等方式收留抚养。并鼓励社会力量依法设立儿童福利机构。”确立了收养方式多元化的原则。能否将该保障体系及于父母被剥夺监护权的孩子？

　　近日，深圳市第一例“父母自愿放弃孩子监护权案例”引起社会热议，一位吸毒母亲与深圳市社会福利中心签署协议，把孩子“寄托”给福利院。福利机构行使监护权堪称一次“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

　　这些立法和实践都将为制度建设提供宝贵经验。目前看来，相关指导意见仍需在可行性层面加大调研和讨论力度，并加强未成年人权利的赋予及政府责任的落实，提供一种服务性、保障性的制度平台，让各方面社会主体尽量参与到未成年人保护建设之中，为未成年人编织一张无微不至的保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