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将近，团圆的幸福与惨烈的个案悲剧交杂在一起，让人内心纠结、疼痛。几天前，安徽省望江县华阳镇，在外婆家的厕所里，9岁男孩小龙自缢身亡。在其生命的最后时间，他所收到的信息对他而言一定难以承受：妈妈已经第二年不能回家过年了。    

　　严格意义上，很难把小龙之死与母亲不回家过年直接画上等号，但这个在旁观者看来或许不那么要命的因素，却生生让一个孩子精神崩溃，放弃活下去的勇气，实在令人心痛。就在又一个即将合家欢乐的节日之前，一个家庭最后的一点关联就此割断——— 尽管此前，这个家庭事实上已然崩析。父母离异、被常年寄养在外婆家的小龙，还是一名留守儿童，我们无法准确地获知这个九岁孩童的心里究竟是怎样的想法，但却无比清晰地感受到了他的不快乐，他的悲伤以及绝望。

　　留守儿童，他们活在乡下的家里，有隔代人的照看，却许久见不到双亲；他们活在公开的数据中，曾经是5800万，现在是6102.55万，这不是数字化的生存，而是被数字化了的生存方式。他们每个人的痛苦、孤独，都只有自己才能清晰体会，哪怕是父母，哪怕是作为陪伴的日常监护人，都可能无法真正了解。就像已经不在人世的小龙，我们甚至无法清晰勾勒出他的生活、性格和想法，他是内向还是外向，不同的人口中的印象竟是那么千差万别。他身边的人们，有多久没有认真看过这个孩子，了解过他的想法？尽管他可能吃得饱、穿得暖，只是两年没有跟妈妈一起过年而已。

　　被媒体聚焦的小龙，这次的期待是一个与父母团聚的时间，下一次发生在留守儿童身上的新闻事件，谁知道又会是什么，童工、性侵还是群体犯罪？留守儿童问题，从其成为问题的那天开始，就预示着对社会发展甚至整整几代人的巨大影响。

　　是什么导致孩子的这小小愿望无法实现？或者换一个问题，活着的人们，是否真的确定无疑地知道孩子心里的愿望究竟是什么？这些年，不停有类似悲剧发生，不同的惨烈，同样的心痛，在震惊之余的反思中，社会不乏对制度的拷问，比如城乡二元体制之下，社会福利的不平等对待，导致进城务工人员无法在城市安居，孩子无法在父母身边陪伴。而在微观层面，退而求其次的阶段，父母是否“再忙也该回家陪孩子过个年”？政府乃至社会组织，在无法一步到位实现外来人员在城里“安家”时，比如能否过年时把孩子、老人接来过个年，并在平日里建立起乡村或社区型的专业陪护？这几天，就有贵阳市驻京办在寻找贵州籍“今年不回老家过年，留守在工作岗位上”的民工50人，由政府出钱将其家人、孩子接到北京团聚，最基本的福利成了一次大抽奖，谁会是令人羡慕的那50人呢？

　　这不是也不该是一个季节性的话题，不能只有在快过年的时候才想起这个群体。选择以自杀告别人世的留守儿童，导致其最终难以承受重压的原因，也不仅是能否“一起过年”这一个诉求。每一个留守的孩子，在日常的每一天，是否同样期待与父母的一次晚餐，或者一个快乐的周末？当然，有人会说这是奢求，甚至也有人说让父母回家过年同样是奢求。被压抑着的基本心理需求，曾经被认为是不重要的，因为首先要解决的可能是吃饭的问题。当留守儿童出现问题，旁观者呼吁让父母回家，说那些付出劳作所换来的金钱得不偿失，但这是否同样因为旁观者的身份而显得随意。

　　“回家过年”，是一个够卑微的请求，却并非全部。让每一个人有尊严、有幸福感，不仅是春节前的偶然想法，更是人之为人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