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富平贩婴案，终于落下帷幕。继主犯被判死缓后，24日，该案中涉嫌失职罪的四人一审宣判，三人获刑。

　　不管是私自进入病房，还是大胆将婴儿抱走，主犯张淑侠的罪行，大多是钻了医院管理混乱的空子。正如张淑侠在供词中所说的，“如果医院工作人员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我就不会得逞。”应该说，对于这一案件，于情于法，管理者都得埋单才行。

　　贩婴之举，不仅对受害者家庭是“致命一击”，对于整个医疗系统的公信力，也是严重的侵蚀。更重要的是，这一举动已经挑战了伦理道德的底线，损害到社会的根本准则。这样巨大的恶劣影响，让管理者理应背上“失职罪”三个红字。

　　实际上，贩婴事件之所以会发生，失职的又岂止是富平妇幼保健院？近年来，从河北四诊所贩婴案到“邵氏孤儿”案，贩婴行为可谓猖獗。据公安部打拐办统计，2013年1至10月，全国共侦破拐卖儿童案件6000余起，2.4万名被拐儿童获救，而这还只是已破获案件的数字。这后面，有着多么大的利益、多么长的链条，可想而知。

　　公安部门专项治理、司法机关事后惩戒，对于遏制贩卖婴儿、拐卖儿童，都很重要。但要彻底斩断贩卖婴儿的利益链，还需要更多部门更多方面的协同治理。从源头看，如果医疗管理部门能加强对产科医院、私人诊所等的监管，应能更好地扎紧篱笆；从过程看，如果能加强对农村地区等相关案件高发地区的普法和巡查，应能打好预防针；从惩治上看，如果能完善相关立法和司法解释，也应该能起到震慑作用。

　　同时，对于买主，打击也应从严。刑法中有明确规定，“收买被拐卖儿童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在严打拐卖儿童、贩卖婴儿之时，对收买被拐儿童者加重追责，同样重要。

　　近日，在四川省的人代会上，还有代表提出，建立儿童指纹识别数据库、举报人奖励机制等，有针对性地打击相关犯罪行为。虽然技术条件可能不成熟，但这也可说是未来防止类似贩婴行为发生的一个方向。要知道，制度不仅是用来约束权力的，对于犯罪行为，制度同样可以立起高压线和防火墙。

　　德国诗人海涅曾说，我宁愿用一小杯真善美组织一个美满的家庭，也不愿用几大船家具组织一个索然无味的家庭。而对于社会管理者，就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呵护这小小一杯真善美。只有如此，才能家和而国兴、国兴而家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