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专机未登机副驾驶撰文忆“九一三”事件

原标题：难忘“九一三”
　　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乘坐256号三叉戟飞机仓皇出逃，至今已经过去40多个年头。我作为专机组未登机的五个人之一，几十年来一直在关注有关“九一三”事件的种种说法。每当9月13日来临时，我总是以复杂的心情在回顾许多问题。2013年，在“九一三”事件42周年之际，这些年一直埋藏在内心最大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的回忆录《真相：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总算可以公之于世，与广大关注这一历史事件的人们见面了。
　　“九一三”事件后，我从被关起来隔离审查开始，就产生了一定把这一历史事件以文字的形式记录在案的想法。不仅仅是因为这一事件太大、太离奇、太突然、太让人不可思议，处处感觉扑朔迷离，而且因为当时最高等级的专机机组人员，却在这次飞行中有走有留，阴阳相隔。256号专机在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短短两个小时之后，机长潘景寅与三个机械师便殒命在蒙古国的大草原上。
　　作为一名普通的飞行员，我没有办法弄清其中的原委。但是，我可以利用学到的飞行专业知识，记录下我和战友在事件中的经历，起码从围绕专机活动的过程，反映出“九一三”事件的一个重要侧面。这就是我以事件中两架飞机的活动为线索，撰写亲历经过的原动力。
　　在这种动力的驱动下，我经过十几年对相关材料的搜集，走访与该事件有关的老上级、老战友、航校同学、机务工程专家等，从1997年开始写作。当时，在电脑应用还没有普及的情况下，已经年近六旬的我克服困难，借助电脑技术，利用工作的间隙埋头苦干。经过4年的努力，终于在2001年完成了40万字的初稿。
　　中间出版的过程颇为曲折。令我兴奋的是，2013年5月初，终于传来了书稿通过审查的消息。在书稿完成后的第13个年头，历经无数次的修改，总算实现了今生的夙愿。令人欣慰的是，审读者给予书稿很高的评价。审读意见认为：“本书在作者长期积累的基础上，尤其是以专机飞行员的身份，从人们所不熟悉了解的三叉戟飞机的特定结构、飞机性能、专机任务飞行的一般规律及机组人员组成等专业的角度，比较系统、客观地叙述了‘九一三’事件林彪出逃的全过程，令人信服地澄清了几十年来国内外围绕‘九一三’事件流行的各种混淆视听、扭曲历史真相的报道和流言。这些分析是严谨的、有说服力的。”　
　　我不是职业作家，也不是学文的科班出身，严格地讲应该是毕业于空军飞行学院飞行驾驶专业的飞行员，或者叫行伍出身。由于“九一三”事件的特殊经历，从产生强烈的创作冲动开始，无形之中我就把自己归入搞文字的行列，把当年刻苦钻研飞行驾驶技术的劲头转移到了工作与创作方面。
　　“九一三”事件中直接涉及两架飞机—256号三叉戟与直-5型3685号飞机。因此，能否把以上两架飞机的活动过程弄清楚，是关系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能否弄清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例如：当时256号三叉戟机组人员为什么有走有留？林彪专机强行起飞后为什么会形成很不正常的大转弯？是如何从天上掉下来的？从飞机黑匣子里知道些什么信息？机组死难人员最后是如何定性的？3685号直升机反劫持迫降成功的过程如何？等等。离开飞机，离开专机，离开飞行专业知识，上述诸多问题就说不清楚。还有，即使是飞行专业的内行，如果他没有亲身经历这一事件，不掌握第一手资料，没有亲身体会，也不会去写。此外，就机组业务岗位分工而言，飞行员也就是机长，既要驾驶飞机，又要掌握领航、通信、机械等业务情况，对整个飞行负主要责任，所以回忆整理飞机航行的综合情况，飞行员是责无旁贷的。遗憾的是当初活下来的5个人中，已经走了2个，这个担子就自然落在了我的肩上。
　　写回忆录之所以是一种责任，还体现了40多年前就已经离去的机组4名战友的愿望。1971年中央第57号文件宣布了林彪乘机叛逃自取灭亡的消息后，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已经被党章确定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林彪怎么会突然乘机叛逃成为死叛徒呢？可想而知，机长潘景寅在飞机上，面对林立果强迫改飞国外航线的枪口，刚才还在地面被自己誓死捍卫的副统帅，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劫机叛逃的主犯？这个认识上的落差太大了，大得连做梦都不可能想到的事情，却变成了飞行中的现实。潘景寅所面临的心理冲击，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残酷的现实把林彪专机的机长推到了最前沿，他承受着一般人无法承受的心理困惑……因此他用手中的驾驶杆在极不情愿的转弯中，通过雷达给人们留下了巨大的问号，也是机长的无声语言：这究竟是为什么啊？！
　　飞行员自从选择这个职业开始，无一例外都做好了在飞行训练或任务中随时可能牺牲的准备。专机部队也确实为保障专机安全，在飞行训练中付出过生命的代价。但是3位机械师怎么也不会想到会死在共和国最高等级的专机上，为之殉葬的竟是国家的副统帅。根据坠机现场9具尸体所处的位置判断，林彪是与3个机械师在一起的，距离很近，林彪头朝东，3个机械师头朝西呈“品”字形，这里正是林彪的床与沙发的所在舱位。我判断，3个机械师在迫降中还在抱着林彪，有“保护首长”之状。据此分析，3个机械师至死都不知道死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会这样死。纵观所有的劫机行为，劫机犯绝对不会允许除机长之外的任何机组人员在前驾驶舱。
　　“九一三”之夜，随着蒙古国草原上的一声巨响，机组中的4位战友在飞机的爆炸中离我们而去。至今，他们的遗骸仍留在坠机现场以西约1000米的山坡上。如果没有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接见外国记者时说的“飞行员是好人……”这句话，至今也不会有人给死去的战友一个说法。因此我在回忆录中写到256号三叉戟机组9名成员的命运时，用一道简单的算术题表示：9-4=5。一道连小学生都会计算的算式，一个带有血与泪的算式，已经永远被载入了共和国的史册。剩下的5个人，本来就是一个残缺不全的机组，42年后只剩下3个人了。

　　40多年来，我没有一天不在回忆这段历史，没有因为命运急转直下而消沉，也没有因机组四分五裂而放弃，更没有因为书稿出版困难重重而灰心。回忆录展现的绝不是活下来的5个人的心声，而是256号三叉戟机组9个人的心愿；因为牵涉到与两架飞机活动情况有关的空军专机师和空军指挥所，所以与事件有关的老领导、老战友、航校老同学，都希望把与两架飞机有关的回忆录公之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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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书出版后，首先送给已经80多岁的老师长。这位老革命1943年参加八路军，是新中国空军组建以来第一批航校飞行员，还是向日本空军战俘学的飞行技术。他是空军专机师第二任师长，除毛泽东之外，其他中央领导的专机任务甚至包括周边国家首脑来访的任务他都不止一次执行过。“九一三”事件爆发时，他刚从国外执行任务回来，并不知道256号专机的活动。然而，他却因此被审查、关押达11年之久，定性为错误，降为正团级，按退休对待的结果至今没有变动。老师长看到我的书能出版，感觉很欣慰。他很欣赏我用专机飞行员的语言诠译了专机活动的一切。
　　256号专机机长潘景寅的三个孩子都长大了。潘景寅很热爱飞行事业，他的三个孩子的名字中都带有与飞行有关的字。他们很孝顺母亲，2003年母亲去世时，他们托人到温都尔汗找到一些飞机残片与当地的黄土带回来，为父母亲合葬。我送他们三本书，希望他们对此事件有更完整的了解。
　　机组第一副驾驶陈联柄是从抗美援朝前线挑选回来学习飞行的。他性格直爽，飞行作风泼辣，有“陈二虎”的美誉，是我的带飞教官，“九一三”事件时才38岁。他把当兵的大女儿留在北京，带着老婆和其他孩子回到安徽老家，干着与飞行风马牛不相及的工作。他也把儿子的名字叫“飞”。一次他到北京来，我去看他，他很不服气地对我说：“老康啊，咱们是三叉戟的老祖宗啊！（中国第一批三叉戟飞行员）……”虽然离开飞行岗位多年，老陈还在深深地怀念飞行的日子，他于2003年去世。我拿出一本书，特意找到老陈在北京的女儿。我看到她凝视着书中爸爸的照片许久，当年爸爸做飞行员的形象已经扎根在女儿的心中。
　　那位3685号直升机驾驶员陈士印，是我同一个航校毕业的同学，又分配在同一个部队。“九一三”之夜，当被林彪死党周宇驰等3人，以到北戴河执行任务为借口骗到空中之后，两个飞行员被用枪强迫着向西北飞行。面对突发事件，2个飞行员沉着应对，协调配合，利用周宇驰向外观察的机会，把罗盘指针调转180度，并以小坡度、大侧滑的动作掉头返航。当周宇驰等人发现北京市的灯光时，后悔莫及。西郊、沙河两个机场两次降落未果，就朝怀柔山区飞去。在距离地面80米左右时，另一个飞行员陈修文刚要转身，被周宇驰一枪打死了。陈士印在紧急情况下操纵直升机，纠正了直升机的尾冲（失速）状态，平稳落地，保存了飞机上的3万美金与大量罪证。此刻，走出客舱的于新野爬到驾驶舱，瞄准陈士印就要开枪，陈士印突然向前下方卧倒，子弹打伤了周宇驰的左手腕，紧贴着飞行员的后背而过，将陈的皮夹克击穿两个洞。许多年之后，我们这两个难兄难弟每每谈到这事，总是有说不完的感慨。陈士印被审查、关押10年，转业到东北老家的企业，也不敢参加党的活动。他后来才知道，他并没有被开除党籍。后来，他回到北京，与妻子一起在一家协会就职。当我联系给他送书的时候，他说正在北戴河休息，还特意到山海关机场看了看，机场虽然变化很大，但原来海空军机场那个调度室塔楼还是老样子。
　　当年山海关机场林彪专机都已经起飞了，机组那位淳朴的服务员小魏姑娘还两手提着水壶，一心想着为首长打水呢。那次本不该让她来的，因为种种原因替来替去就让小魏来了。一个小姑娘在这件事中被审查、关押，受了很大委屈，但她仍是那样通情达理，总是说：“这次我来就来了，换别人不都是一样吗？”40多年后这位当年的北京小姑娘也退休了，我给她送书的时候，她正为儿媳妇忙着呢，因为她就要当奶奶了。

　　我32岁的时候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件，能在74岁的时候公之于世，此生无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