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随着美联储启动QE(量化宽松)退出程序，全球金融市场再次进入动荡期，特别是新兴经济体面临出口放缓，资本大量出逃，外汇储备流失，本国货币贬值等一系列问题更使得风险进一步暴露，中国当然不能独善其身，必须做好充分应对的准备。

　　全球货币宽松周期将趋于结束，这势必对全球经济、金融市场以及国际资本流动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全球金融风险定价与资本结构将在未来两三年之内进行较大的调整，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新兴经济体。根据IMF的最新数据，2013年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主要经济体平均增速已经从2010年的7.4%下滑至2013年的5.1%。廉价资金掩盖了新兴经济体存在的结构性缺陷。而当美联储启动退出QE程序时，经济增长放缓、全球金融状况收紧直接对新兴经济体形成抽血，出现了严重的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

　　2014年以来，大部分新兴市场延续了2013年的动荡，货币再度大幅贬值。但是，中国情况却有所不同，去年初以来，在其他货币兑美元大幅贬值的情况下，近似盯住美元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大幅升值近8%，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巴西、印度、印尼、日本等主要出口国的货币都贬值4%以上。而且，从资本流动的角度看，由于人民币的持续升值以及中美利差扩大等套利因素的存在，国内并未出现资本外流的迹象。

　　不过，这一趋势可能会出现改变。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过程，正好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以及金融改革加快推进相互叠加，这将使得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中国必须做好充分思想和政策准备，采取恰当措施，保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

　　首先，尽快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降低与美元关联强度。通过建立基本由市场供求主导，并辅以恰当市场干预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能够有效地避免人民币加权汇率过度升值，也能够避免持续、单边的人民币贬值或者升值预期。

　　其次，面对“资金池”水位可能持续下降，货币当局应保持基础货币投放渠道通畅、稳定，避免负面市场预期的叠加，货币政策要精准发力。面对资本流入减缓甚至是转向，应该有充分渠道保持基础货币供应基本稳定，避免资金抽血对金融和实体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在这种政策压力下，中国货币政策更多应该由总量调控转向结构调控，更多运用结构性和功能性政策。

　　第三，有效控制系统性风险，审慎对待短期资本开放，特别是对短期资本流出的开放。如果过快开放短期资本流动，美联储政策转向对中国外汇市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压力会急剧放大。在国际资本市场剧烈动荡的环境下，近一时期并非是加快资本项目开放的最佳时机，必须在效率与风险之间取得平衡，处理好“市场化”与“金融稳定”的关系。

　　第四，增强外汇储备在支持实体经济、提升中国金融战略能力的重要作用。可以考虑设立外汇投资产业基金，支持战略新兴产业“走出去”。中长期看，应分散外汇储备投资，创新外汇储备管理方式，加大资源能源以及高附加值设备和技术的进口，设立外汇投资产业基金，推动企业“走出去”支持实体经济服务。

　　最后，加强国际金融合作，共同应对新一轮风险冲击。为了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我们除了提前做好相关政策预案之外，应该深化区域金融合作，联手应对美联储政策退出以及全球货币金融格局变化所带来的新冲击：一是推动人民币与他国本币双边或多边互换协议，加快推进人民币跨境使用，包括本币结算，将互换有效期延长，并支持互换资金用于贸易融资。这可以推动双边贸易及直接投资，并促进人民币成为贸易关系紧密的国家的贸易计价和结算货币。二是以上海自贸区战略为核心，加快建设成熟的亚洲债券市场，以吸引资本回流，维护亚洲金融市场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