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随着北京“逛庙会”人数的增多，景区的不文明行为也随之增多。据媒体报道，禁烟区抽烟、践踏草坪、随地扔垃圾、在公共场合打架、让孩子随地大小便等不时在多个庙会出现。

　　应该说，公众对这些不文明现象并不陌生，同样的细节、同样的情景，经常跨时空出现在不同的节日与景区。

　　就像是在做一道填空题，从时间维度看，答案可能是春节，也可能是五一、十一等节假日。从空间维度看，答案既可能是北京的庙会，还可能是北京的故宫、长城，抑或湖南的张家界，埃及的金字塔。

　　问题在于，这些公共行为的不文明现象，屡屡被曝光，屡屡被围观，却又屡屡“上头条”。并且每次讨论都无疾而终，究竟是药方不对，还是无药可解？

　　按照常规思路，出现种种不文明现象，制度层面一般会有所动作。

　　2013年10月1日起施行的首部《旅游法》第十三条规定：“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应当遵守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遵守旅游文明行为规范。”数月过去，这些不文明现象似乎证明《旅游法》无法解决这一顽疾。

　　2014年1月1日起，《北京市公园条例》正式实施，颐和园、天坛等11家北京市市属公园时隔8年后恢复执法权。正式施行处罚要在三个月“缓冲期”后。但据执法人员介绍，“主要处罚对象是野钓、野泳等行为。”换句话说，“条例”似乎同样无法与那些不文明的公共行为对接。

　　就是说，制度层面的“动作”基本宣告乏力。舆论也常呼吁法律的归法律，道德归道德，大多数不文明行为属于道德素质范畴，法律自然无法直接管制，那么，如何通过道德的力量来改变，又成为新的问题。

　　当然，有人说要通过学校教育，从娃娃抓起，也有人说要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行为规范，但是，这些几乎都被多次提及，仍无法阻止“中国式××”的我行我素。

　　所以，“庙会”也是公共行为的“文明镜”。对个人来说，自然是“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多用文明的尺子来打量自身行为，对于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来说，也要照照存在哪些不足，适时改善公共服务环境，比单纯抱怨或处罚更为重要。

　　比如，报道说，一些孩子在厕所不远的草坪上大小便，原因在于“公园里的厕所虽多，但基本每个都要排队，一些家长为了省时间”。

　　公共行为的文明，需要每一位市民与每一个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共同努力，一起营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