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1日，记者从被害女店主吴英的亲属及代理律师处获悉，广西贵港醉酒民警枪击孕妇案将于2月13日上午在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涉案民警被检察机关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与此同时，死者吴英的父母还委托律师提起了总额共计123万余元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2月12日《北京青年报》）

　　从起诉罪名来看，涉案民警被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这个罪名是恰当的，相信这位涉案民警也将受到法律的严惩。问题在于，死者吴英家属123万余元的赔偿能否实现？

　　答案是否定的。这笔123万余元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包括死者吴英的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的扶养费、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吴英的丈夫蔡世勇的医药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补贴、伙食补贴、交通费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且不说各种费用在法院审判中可能会大大折减，而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一项法院根本就不会计入。

　　例如，去年轰动一时的“长春杀婴案”，孩子的家属提出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妻子医药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230万元，但实际的赔偿却是大跌眼镜，对被告人周喜军处罚金5万元，判其赔偿被害人家属1.7万余元，赔偿金额少，甚至仅为罚金的1/3。这里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在刑事诉讼中，法院不承认精神损害抚慰金。

　　根据《侵权责任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侵犯生命健康权的，被侵权人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但是，根据最高法院对《刑事诉讼法》的相关司法解释，受害人却得不到精神赔偿。这意味着，如果某人出于意外误伤了他人，受伤的公民可以得到精神赔偿，而如果某人出于故意目的杀害他人，受害公民家属反而不能得到精神赔偿。无论是医药费还是误工费、护理费相对于百万赔偿要求都是小数，因此，如果没有精神赔偿，总的金额就少得多，死者吴英家属提出的赔偿将来恐怕会大打扣。

　　不过，在这个案件中，死者家属已经从当地政府处收到70万元的赔偿。从法律上讲，警察只有执行公务时违法伤害了公民才能由政府赔偿，而且，如果没有精神赔偿，也不可能有70万元的赔偿。但是，这个案件中涉案民警根本就不是执行公务时杀害吴英，而完全是自己的行为，从法律上讲，当地政府不能为民警垫付这70万元。当地政府作出这样的赔偿行为，完全是舆论压力和维稳的需要。但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如果当地政府没有垫付，作为死者家属来说，可能得到的赔偿就很少，他们损失了一条生命，又无法得到相应的赔偿，可谓是雪上加霜。要么，他们就必须接受被告人的和解请求，以减轻对被告人的处罚来换取被告人家属自愿的、更高的赔偿。

　　因此，一方面，我们还是必须加强研究，对于刑事案件中的精神赔偿应当提上议事日程；另一方面，国家和民间组织可以成立相应的基金会，对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及其家属赔偿不够的，予以补偿，别让被害人及其家属不得不接受屈辱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