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新一届政府在简政放权方面的一系列举措，民众是否感到软环境有了很大改变？记者听到了几个回答。一个是，感觉不明显；一个是，官员吃拿卡要确实少了，但不办事的多了，过去“公关公关”就能办成的事，现在就是拖。官员没了好处，也没了动力。(2月24日《第一财经日报》)

　　“吃拿卡要”素来被国人所诟病，禁令之下，“吃拿卡要”看似少了，如果却衍生出“不拿不要不办事”的逻辑，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样的“不办事”，又何尝不是“吃拿卡要”的变种呢！

　　首先说吃，主要表现为让办事人请客吃饭喝酒。如今虽然少了请吃饭喝酒，但是如果不办事或者办事不力，这就相当于磨洋工，从劳动价值说来讲，既然是“磨洋工”，那就没有创造价值，但是却“心安理得”地被纳税人供养，这难道不是赤裸裸的“吃”吗？

　　然后说“拿”，主要表现为对礼品的来者不拒。如今虽然少了“拿”的主动性，但是如果“不办事”，这不就相当于“拿”了纳税人的时间和精力，甚至还有期待，这样难道不是蛮横的“拿”吗？

　　再说“卡”，主要表现为故意卡壳。如今不给好处就不办事，就是赤裸裸的“卡”，这样的不容通融、不由分说的懒政懈怠，比以往的以“索要”为目的的故意为之的“卡”更为恶劣。

　　最后说“要”，指的是别人给就要，别人不给伸手要。如今，故意的“不作为”，又何尝不是另一种“要”呢？只是要的不是额外钱财，要的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要的是素餐尸位。

　　就此来说，没有好处就“不办事”，从表面上看，虽然不涉及以权谋私，公权私用，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种懒政行为是另一种腐败，是“吃拿卡要”的变种。如果说过去的“吃拿卡要”是骄横权力的有恃无恐所致，那么，禁令之下的“不办事”，则折射出这种乱象中的制度缺失和体制积弊，比如对公共管理的评价体系，比如对公务员的考核机制，比如公务员的退出机制。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权力真正谦抑起来，敬畏权利，不敢有所懈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