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3时，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听取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听取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新浪网独家对话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为网友解读“两高”报告，以下为采访实录。

　　法律人以法律为自己的信仰

　　从前几年李克强副总理开始讲起，去年三中全会的改革意见，包括这次两高报告，里面都多次讲到了“信仰法治”或者“法律信仰”的问题，这实际上讲的是——法律人以法律作为自己的信仰，而法律的精神在于公平正义，法律信仰所指向的最高价值准则是公平正义。这次在两高报告，尤其高院报告里提出，值得肯定。

　　除此之外，此次两高报告还有以下一些亮点。

　　第一，两高的报告尤其是高院最高法的报告，强调以公正司法、公平正义作为司法至高无上的目标。

　　这条抓到了法律特别是司法审判的实际性问题。报告强调要独立审判、独立检察，“让审判者独立审判，让裁判者负责”，这些都体现了现代司法的理念，要正面肯定。

　　第二， “司法为民，公正司法”。

　　在中国的今天，司法除了受到人大和舆论监督外，还是国民和公民评价的重要指标，强调“司法为民”十分重要，如果没有这一条，谁来评价它，因为法律打交道的毕竟还是这些诉讼当事人。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司法为民”提法本身当然体现了他们希望用司法解决民间纠纷、社会难题，用意是善意的。可司法本身强调超脱、中立，和行政权不一样，行政权一定要“执政为民”，因为它直接来自于人民的委托，但司法机构是一个相对中立的机构，它的权力并不是人民直接委托，而是间接的，因此“司法为民”甚至“走群众路线”的讲法，太过于行政化。

　　所以，像“法律不得违背民俗与民心”、“法律必须要符合中国人的世道人心”，如果用这些比较专业的表述加以传达的话，会更好体现报告的专业精神。

　　所以这一条既是它的亮点，也是它的不足。

　　第三，两高报告尤其是高院报告里讲到一条“独立审判，公正司法”，这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体现国家治理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

　　现在国家统一司法是整个国家治理的一部分，在这个情况下，高度认识司法腐败等问题的严重性，把它纳入国家治理能力，这是过去没有讲过的，直接牵涉到国家建设和政治建设的问题。

　　第四，强调要进一步近来司法改革、检察改革。

　　高院报告里讲到要在2014年进行省级司法机关人财物统一试点工作，探索与行政区划相分离的司法管理工作，这是对去年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司法改革”目标的重述，但具体怎么做，目前还只是大框架、原则性讲讲，高院、高检还没有拿出具体实施方案。

　　但现在有两条措施比较具体：一个是东部14省份判决书一定要上网，这算是司法公开一个措施；另一个是要取消对法官不合理的考评制度，这一点非常重要，过去的一些地方政府把司法机关是否参加征地拆迁、是否参加维稳当做考核指标；从法院内部来讲也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考核指标，比如有些地方要求法官每年发表论文等，如果这一点能够真正做到，将使司法、法官朝着专业化、中立性方向发展，别把他们搞成“万金油”，也别让他们分心。

　　文学用语不适合法律人

　　报告里面的一些表述，将来要适当注意，比如动不动就讲“刮骨疗毒”“壮士断腕”，这不合适。

　　党政官员可以说要有“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抵制司法腐败。但高院院长是中国首席大法官，要讲法言法语，要讲专业术语，这种“刮骨疗毒”“壮士断腕”形容词，更多是一种文学用词，党政机关可以用，大法官用这样的词就体现着你的分寸，因为什么叫“刮骨疗毒”“壮士断腕”？应该从法律角度来说要做说明，这些文学用语并不太适合法律人讲。

　　还有一条值得商榷，强调“要加强西部、边远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法院建设的支持力度，加强援藏、援疆、援青等工作”。当然这不能说错，但牵涉到资源分配问题，如果你要建设现代司法，那现代司法、现代国家基本是从经济发达国家、市地区逐步推展，老少边穷地区相对滞后是正常现象。最高法院有这样的表态实际上是一种行政表态，和专业化、中立性的司法要求不一定完全等同。

　　强调法治也应避免过度司法化

　　今年的两高报告中提到，“推进涉诉信访工作改革，涉诉信访终极机制，网上信访，巡回接访等工作”。这点从专业化和中立性来看，并不是一个好办法，不是一个专业性、中立性的司法方式。

　　信访的实行，更多是属于行政事务，由信访机构来做，法院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审级程序制度，比如二审终审制、两审终审制，这个问题不能严格遵守《行政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用信访制度破坏了审级制度的话，那是与建设现代司法相矛盾、相违背。所以就这点而言，将来整个司法改革要重新考虑。

　　所谓信访问题要看将来怎么分工，因为中国有信访等各种机构，如果搞不好，有时候案件审判都终结了，结果国家信访局转了一封信，然后这个案件又重新开始审理，这就自相矛盾了，这就不是法院的问题，而是牵涉到中国矛盾调处体制的通盘安排。

　　现在中国社会处在矛盾多发期，很多问题的解决机制不健全，有些问题要分流，怎么分流？比如各种行业协会解决问题的一个渠道，各级仲裁机构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渠道，过去常讲的单位如工会也是一个解决渠道。

　　但现在的问题是强调法治使大家有一个误解：认为什么问题都可以到法院解决，如此造成片面的过度司法化。比如有一些小额财产纠纷或者当事人彼此之间因合同信用未履行、未兑现产生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本应是行业协会可以出面解决的。这些协会现在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这牵扯到社会的发育，怎么分担矛盾解决的渠道问题。

　　现在中国法官判案尤其基层法院判案数量达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所以要建设现代国家的社会矛盾、纠纷的分流机制，使得不至于过度司法化，一点小事都到法院打官司，浪费司法资源，不是一件好事。

　　死刑发展方向应存而不用

　　此次高院报告中提到“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死刑效用究竟如何，目前为止应该说不同的刑法学家有不同的看法。

　　从我的观察来看，具体的刑法专业人士并不完全否认死刑的刑法效能，但从事其它专业的，比如从事法律哲学和一般的政治哲学研究或者人权研究的人，更多的是表示质疑。

　　从全世界来看，逐步废除死刑是趋势，但也没有完全在地球上见不到死刑，就算是美国，有的州也保留了死刑。

　　我的个人看法是：死刑在刑法典上要保留，但死刑的适用面应当有所减少、缩小，最好能够形成一种状态是——死刑在法典上有，但能够做到存而不用的理想状态，让死刑在法典上存在，有威慑，但尽量少用乃至不用。

　　利用死刑是一种国家垄断暴力的一种特权，在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公众会逐步地不接受死刑。从刑事政治的角度来说，尽量少使用到最后不使用，存而不用，这是一个良善社会逐步发展需要强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