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关系着国计民生。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保障粮食安全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也把粮食安全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近日，海外网记者就两会期间热议的粮食安全及转基因相关问题，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

　　谈粮食安全：不能只看口粮

　　记者：我国粮食产量已经取得了十连增，在这个背景下，粮食安全还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

　　柯炳生：粮食产量十连增无疑是个奇迹，但尽管这样，一定要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大势有清醒的认识。现在供求平衡压力很大，将来挑战更为严峻——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

　　粮食安全不仅是指口粮安全，口粮我们基本自给没问题，但还要考虑到饲料粮和转化产品。随着经济水平提高，人们的消费偏好发生变化，原粮消费越来越少，转化产品消费越来越多。如果饲料粮供应不足，造成肉禽蛋奶价格上涨，同样会引起社会强烈反响。2007年猪肉价格上涨60%以上，影响就很大。我国去年进口了6338万吨大豆，一部分用来榨油，一部分作为饲料，这些大豆如果不进口，在国内生产，需要额外耗费5亿亩以上的土地。这是我们难以承受的。

　　未来随着人口增长，粮食需求持续增长，根据过去十年来的实际发展情况，我个人预测每年至少增加200亿斤以上。一方面是需求增加，另一方面，供给怎么样？土地资源是有限的，耕地面积基本上只减不增。根据国土资源部统计，每年都有不少耕地被占用，而新开垦的耕地非常有限，我们的生态环境已经很脆弱，不能过度开垦，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还要退耕还林还草500万亩。此外，还受到水资源的限制，西北很多地方是有水就有地，没水就没地。

　　我们当前面临的挑战是，耕地越来越少，水资源越来越少，农业劳动力越来越少，劳动力价格越来越高，而与此同时我们要生产出更多、更好、更安全的农产品。

　　更进一步地，我们讲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食物安全的概念，即不仅仅涉及到谷物、大豆等，也还涉及到蔬菜水果等其他作物产品的生产，更包括越来越重要的肉禽蛋奶的生产。

　　谈提高产量：科技是关键因素

　　记者：挑战如此严峻，那么应该怎样才能保障粮食安全？

　　柯炳生：确保粮食安全，首先要确保耕地红线。我们人多地少的压力实在太大了，而且耕地一旦被占用，是不可逆的。如果我们粮食安全挑战不这么大的话，也没必要这么强调守住耕地红线。我们看到，中央政府是很关心粮食安全问题的，但地方政府的关心程度可能不像中央。这也可以理解，种粮的经济效益是比较低的，地方政府为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会想把耕地变为非农用地，这样就有土地出让金，有GDP，将来还能带来税收和就业。在地方上怎样平衡好经济发展和粮食安全的关系，这是一个挑战。

　　此外，还要加强支农惠农措施，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改进生产组织形式，等等。但长远来看，最根本、最关键的要素，还是农业科技创新及其推广应用。农业科技不仅指研发、培育优良的粮食品种，还包括机械化、深耕、灌溉技术、设施农业等等很多方面。只有通过科技创新，才能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单产量，并推动传统农业升级，实现现代化。

　　记者：现在我国农业科技发展水平怎么样？

　　柯炳生：近年来，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成果不少，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主粮品种的育种等技术还可以，比如水稻是国际领先水平，最差的是蔬菜、水果和畜禽品种，大量靠引进。原创性的技术比较少，但在别人原创的基础上，我们能够较快地跟进，这叫“集成创新”吧。

　　应该看到，我们农业科技的投入尽管有显著增加，但是仍然远远不足。据有关研究，我国的农业科技投入强度(即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不到0.7%，显著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通常2%-3%)，也低于印度(0.9%)。由于农业科技创新具有公益性强的特点，国家需要加大投入支持。工业技术可以通过知识产权来保护，农业没法这样，有一个创新很快大家都来用，比如你培育了新的果树品种，农民折一根枝插在土里就能用，你怎么办？你能去起诉千家万户的农民吗？如果不能靠专利保护把科研投入成本收回来，哪个企业愿意去干这个？但从国家角度来看是值得的，这是造福整个社会。因此，我建议国家不断增加农业科技投入，争取农业科研投入强度到2020年达到1.5%以上。除了钱的投入，还要培养人才。

　　谈转基因：科学问题要用科学回答

　　记者：关于转基因技术的利弊，近期大家讨论得比较多，我看到您提出要“推进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您对于转基因是支持的吗？

　　柯炳生：转基因问题本来是个科技问题，但是现在弄得很复杂。世界上可能没有哪个国家，转基因问题受到如此的误解。老百姓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的高度关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觉得现在最误导人的说法，是说“科学家对转基因问题有争议”。这个说法，让老百姓忧心忡忡。

　　对于转基因问题，我也是外行，具体的要问生物科学家，才能把其中的科学道理说得清楚；但作为农业大学校长，我经常被人问这个问题，无法回避。你只要谈农业科技，你就无法回避这个问题。我把我了解到的情况，归纳成五句话：第一，转基因技术对于解决我国粮食安全问题，极为重要，潜力很大；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没有必要这么坚持了。第二，“转基因产品”是否安全，不能一概而论，要看转的是什么基因。这有点像蘑菇，有的能吃，有的不能吃。所以，政府要进行监管审定；第三，“转基因食品”是经过科学检验、政府审定批准生产上市的，相当于超市里的蘑菇，是安全的；第四，美国是转基因食品消费最早、最多的国家，从来没听说发生过安全问题，其他国家也没有；第五，世界上与食品安全有关的所有权威机构，包括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美欧日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各国的科学家学会组织等，都对已经上市的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没有争议。也正是由于以上这些原因，代表着我国生物学界权威的61位两院院士，才会郑重上书国家领导人，呼吁推进转基因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

　　对于转基因产品进行标识，也是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一个问题。其实，标识的目的，是给消费者选择权，并不意味着有安全问题。现在美国不要求对转基因食品实行强制性的标签制度，他们认为转基因食品与非转食品实质性等同。也就是说，对于已经批准商业化的转基因食品来说，其风险程度与没有进行转基因的同类产品是一样的，不会因为有了转基因而额外增加风险。欧洲和日本要求进行标识，但不是零容忍，也就是说，如果食品产品中来自转基因原料的成分含量超过了一定的百分比，就需要标识；含量微少没有达到这个百分比的，不需要标识。我国实行标识制度，并且是零容忍的，即只要食品中含有转基因成分，无论多么微少，都要标识。当然，这个制度的执行中，还有很多不完善之处。

　　总之，对于转基因技术，我国要加快研究，绝不能放松；在产业化方面，政府要在严格的科学审定的基础上，分阶段逐步推进，不断释放我国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熟技术，来应对国外品种的竞争压力；在产品标识方面，要完善现有的制度，并且严格执行，通过透明度很高的标识制度，给消费者以充分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这也是消除消费者担忧和疑虑的重要途径。此外，有关部门也要加强科普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