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底最高法报告：跑遍20省征集地方法院建议

　　工作报告出炉前最高法领导在两月内，跑遍20省征集地方法院建议。2013年成为亮点的司法公开，还将伴随2014年。

　　“我觉得，今年最高法院工作报告的赞成票会比以往高一些”，全国“两会”召开前，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近几年来，最高法院的赞成票率在“一府两院”的工作报告中总是最低的，尤其是2013年，最高法院得到了605张反对票，赞成票率为近5年来最低。

　　3月10日，周强作了就任首席大法官后的第一个工作报告。

　　“毫无疑问，过去一年最高法院工作最大的亮点就是司法公开”，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晨光告诉记者。作为最高法院的特邀咨询员，王晨光在2月11日应邀到最高法院参加会议，听取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起草情况并提出意见建议。

　　“这是最高法院工作的惯例，每年全国‘两会’前都会听取特约咨询员的意见”，王晨光说。

　　除了听取专家意见，从去年12月开始，最高法院的14名领导，除了去年底才被任命为副院长的陶凯元外，其余13位领导跑遍了全国的20个省份，听取当地全国人大代表对法院2013年工作的意见。

　　尽管也是“常规动作”，但最高法院的努力仍可见一斑。在这些与人大代表的沟通中，提及最多的话题还是司法公开。

　　耗时两个月的“沟通”

　　听取意见的第一站是福州。2013年12月26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徐家新，听取了部分在闽全国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

　　“代表们提出，今年人民法院工作成效明显、亮点纷呈”，《人民法院报》的报道中写到。

　　一周后，徐家新到了重庆，继续同当地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对于代表们提出的建议，徐家新表示“打好‘收条’，照单全收”。

　　其实，在2013年12月25日，最高法院已经开始了同人大代表的“沟通”。当天，最高法院在成都举行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工作（中西部地区）座谈会。最高法院主管司法改革的副院长李少平，就人民法院的司法改革工作听取了部分在川全国人大代表的意见。

　　直到2月25日，最高法院还委托黑龙江省高院院长张述元，与驻黑龙江的全国人大代表进行了座谈。

　　最高法院的机关报《人民法院报》报道了每一次最高法院与人大代表的座谈，但直到2月13日，院长周强在北京与13名全国人大代表座谈时，才首次提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

　　有了解内情人士称，最高法院的工作报告从上年年底开始“动笔”，直到翌年2月底，从整体框架到措辞用语，要经过几十次修改。

　　在这次座谈会上，周强着重提到了过去一年，最高法院在推动司法公开方面的工作。“人民法院全力推进裁判文书公开、审判流程公开和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公开平台建设，以司法公开倒逼提高司法能力、促进司法公正，提升了司法公信力”，他说。

　　司法公开“不出意外”地在报告完成稿中占有重要篇幅，周强用7个方面概括了过去一年最高法院的主要工作，其中第4项即为深化司法公开。“济南中院通过微博全程直播薄熙来案庭审情况，取得良好效果。”他提到。

　　周强的报告中还提到，2013年，最高法院公布生效裁判文书3858份，这一年，最高法院审结了9716起案件。

　　最高法院提供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4年2月28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共上传文书237347份，其中最高人民法院上传4167份，地方各级法院上传233180份。

　　学者的“临门一脚”

　　2月11日，包括王晨光在内的20多名特邀咨询员到了最高法院，这些咨询员全部是法学学者。“最高法院当场念了工作报告的征求意见稿，然后由学者们提建议”，王晨光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这些建议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动，只是文字上、具体提法的建议”。

　　王晨光的建议也是关于局部“措辞”。最高法院的工作报告中提到，“为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作出积极贡献”。“平安中国主要是治安问题、刑事犯罪问题，但法院的工作是全面的，所以在报告中只需要提‘法治中国’就好了”，他说。

　　当然，在3月10日周强在作报告时，还是两次提到了“平安中国”。

　　在座谈会上，司法公开是一个热点话题。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周强第一次提出“打造中国审判信息库”。“就是要把建国60周年以来的审判信息收集起来，以利于今后的学术研究和实务操作”，最高法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也参加了座谈会，他认为目前的司法公开仍有“不足”，比如没有公开死刑案件的判决书，“如果公开了，那么学者就能知道每年中国的死刑人数，但到现在，包括我在内也都只能估算这个数目”。在国内，死刑案件的判决书仍被算做国家秘密，属于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中的公开“例外”。

　　但死刑案件并非完全没有公开，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最高法院已公布了为数不少的死刑复核判决书，“但公布的用意更多地是用来指导某类型的死刑案件判决”，北京一名刑诉法学者称。

　　陈光中认为，公开全部死刑判决书有利于进一步减少死刑。在此次全国“两会”上，继续修改《刑法》以减少死刑成为热点，被“瞄准”的目标包括集资诈骗罪和组织卖淫罪。

　　“公开是最关键的问题”，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应松年说。他对征求意见稿提出了行政诉讼受案难的问题，“行政诉讼中，法院不予受理的比例非常大”。应松年介绍，一些法院有内部规定，对比如土地类行政案件不予受理，“这是违法的”。

　　他建议法院要对所有不予受理的当事人出具书面裁定，“不能口头回复，这样才能方便当事人继续向上一级法院反映。同时要加强对书面裁定的监督，看看各级法院不予受理是出于什么原因。通过公开，让公众去评判某些案件不予受理是否公正”。

　　司法改革“前奏”

　　2014年是新一轮司法改革的开头年，周强的报告中提出了2014年的10项法院司改项目，这些项目没有超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范畴。

　　其中，报告重申了司法公开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及东中部14个省区市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依法全部上网公布，其他省区法院3年内全部实现这一目标”。

　　“周强第一年的司法公开思路类似于肖扬，肖扬在刚当上最高法院院长时，曾经推动了一批案件进行电视庭审直播。但后来逐步取消了，原因是遭到了当事人出于隐私的反对”，上述北京的刑诉法学者称。

　　“最高法院工作报告的征求意见稿中，曾经写着‘积极推动庭审直播’，我认为应该是有选择地进行庭审直播”，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告诉记者，“否则在实际中，证人更不愿意出庭作证”。“积极推动庭审直播”并未出现在3月10日，周强向大会所作的报告中。

　　如今，法院更多通过新媒体直播热点案件。报告中称，最高法院建成了中国法院庭审直播网，各级法院直播案件庭审4.5万次。

　　“法院的审判面对着来自微信、微博这类新媒体的挑战，对法院审判的监督是空前的，法院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说。

　　2月19日，全国“两会”召开前，陈卫东参加了最高法院举行的新媒体与司法公开座谈会。“新媒体对法院工作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作用。薄熙来案庭审直播是正面的，但湖北邓玉娇案、广东许霆案，以及云南李昌奎案等案件，则是网络绑架了司法”，陈卫东说。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记得，周强在座谈会上提到了1980年代初读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时的激动感受。但参会的网络“大V”的观点仍不免带有网络民意，“五岳散人”即表达了对“转发500条”司法解释的批评意见。

　　而在2014年，一些因网络行为“出事”的“大V”将进入审判程序，祝华新认为，法院在审理中特别需要厘清法律边界，恪守法律精神。

　　“司法公开不是最终目的，而是要倒逼司法改革，落实宪法赋予的独立审判权，实现公正。所以司法公开是阶段性的，是个突破口”，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晨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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