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日上午，全国人大北京代表团分组审议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大外科主任刘忠军表示，医疗纠纷不应该成为伤医害医借口，他呼吁将医院纳入公共场所治安管理范围。（3月11日《京华时报》）
　　
　　刘忠军代表的“将医院纳入公共场所治安管理范围”，实际上是对医院保安措施的升级，这对解决医疗纠纷引发的“医闹”，当然是最直接有效的手段。但是，就如医院治病救人的医疗方案一样，除了外科的手术刀，更多的是对症下药的内科治疗。因此，治理“医闹”不仅是“外科手术”。
　　
　　刘忠军代表的这段话很值得推敲：“一提到伤医、害医，首先谈的不是犯罪，而是医疗纠纷。实际上伤医、害医，首先是犯罪。”假如把“医闹”和“罪犯”划上等号，面对如此频发的“医闹”，一下子很难找到犯罪动机——因为，病人家属把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当做伤害的对象，至少不合情理；再则，就算把医院纳入公共场所，为何在众多的公共场所中，医院成了“罪犯”集中作案的地方？更何况，医院还存在“送红包”现象，说明病家是很讨好感激医生的，那么，这种恩仇之间的转换，又是如何实现的？
　　
　　个人以为，“医闹”是“维权者”最有“本钱”的“维权”机会。客观地说，医院并不是所有公共服务中质量最差的单位，但一旦出现“质量问题”，造成的后果是最具体、最伤筋动骨的。这不像在其他公共服务窗口，人们看到一张冷脸，遭到不屑和厌烦的眼光，虽然心存不满，但又拿不出什么具体被伤害的事实，大多只能忍气吞声，最多是隔着窗口做一番口舌之争。还有一些需要得到公共服务的人，在遭遇推诿、甚至拒绝时，一般也不会细究其中的隐形后果，只能自认倒霉。这或许就给相关的社会阶层，埋下了不满和对抗的情绪。
　　
　　而医疗纠纷就不一样了，涉及到的后果往往人命关天。这种引起伤残或死亡的后果，不但在伦理上，而且在法律上都必须是讨一个公道的。按理来说，“医闹”不是“讨一个公道”的正常方式，但基于人们在要求公共服务时往往处于弱势地位的习惯认知，或者是在接受其他公共服务时的不堪遭遇，难免会产生一种“机会”来了的想法。而所谓“闹得越凶，获得的赔偿越多”，也是在相关的公私纠纷中，彼此不讲理，最终息事宁人得出的“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要从根本上解决“医闹”，关键不完全在医院。在“扶不起”的社会背景下，掌握着病人“命脉”的医生，风险是可想而知的。
　　
　　本人前年就关于“医闹”写过一篇评论，“不讲理的社会没有绝对的强者”，事涉陕西榆林百信医院医护人员集体下跪“忏悔、检讨”事件。其实，医护人员集体下跪，与对医院保安措施进行升级，大致出于同一种思维方式，都只是从表面上暂时扭转对势的强弱，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医闹”的深层次问题。
　　
　　因此，“将医院纳入公共场所治安管理范围”，对医院保安措施进行升级，只是解决“医闹”的“外科手术”，可能对“医闹”现场有所控制，但不解决“医闹”在社会大环境上的关联问题，这样的“闹剧”，可能还是防不胜防的。
　　
　　文/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