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细节:河南代表12年从未对两高报告投反对票

　　3月12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一位早早进入会场的全国政协委员仔细翻阅当天的会议文件。本报记者郑萍萍摄

3月5日，政协小组会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一位委员记下的笔记。本报记者郑萍萍摄

　　3月10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本报记者陈剑摄

3月10日，全国政协委员尹卓接受媒体采访，一位记者用手机拍摄。本报记者郑萍萍摄

　　当天安门广场不见游人、广场南侧的毛主席纪念堂闭门谢客“例行维护”时，中国进入一年一度的两会时间。

　　与外界对于人民大会堂里动辄“掌声雷动”的印象有所不同，两会的多数时候其实是听不到掌声的。

　　掌声通常只在开幕、闭幕等全体大会时出现。

　　同样，近3000位全国人大代表和2000多位全国政协委员的两会时间，基本不在庄严肃穆的人民大会堂里，而是在各自的驻地，在只有十几人或者几十人的小组里度过。在这些小组会上，他们分别完成对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等工作报告的审议或讨论。

　　会议简报呈现出的，多是只言片语的“干货”。从中不难找到“非常赞同”和“完全拥护”的表态，虽然会前就要求代表委员不做“一般性表态”，但实际很难杜绝。

　　绝大多数政协委员的每次发言，会被浓缩成一二百字，几乎不会超过6行。人大代表发言有的稍长，但也高度凝练。而在这6行字之外，是热气腾腾的会场。

　　仅就中国青年报记者目力所及，“抢话筒”是常有之事，以至于很多人第一次发言会先说一句：“终于轮到我了！”

　　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形容，如今流传着许多调侃代表委员的顺口溜，比如“人大举举手，政协拍拍手”。就他所见，远非这么简单。开会时热到一定程度会“火花四射”甚至“火星直冒”，“极端情况下的‘擦枪走火’，我也曾亲眼目睹”。

　　今年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富申评估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樊芸，在全团大会上提出了一个有关农村社会组织的问题。当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的面，她事先声明：“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不过我们上海团是思想最解放的、言论最自由的。”

　　去年，具有专业背景的樊芸从预算报告的字里行间捕捉到，2012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的执行数比预算数多了3600亿元，这笔钱比有些省份的全年财政收入都多，却找不到它的去向，游离于人大监管之外。全社会关注的“三公经费”，也零星散落在报告各处“捉迷藏”。

　　这位代表不客气地说：“这有点挑战人大代表的智商。”

　　听会的财政部工作人员立即打电话给部里，试图解答她的疑问。次日财政部又派来一位司长与她交流。

　　后来，樊芸对记者说：“我不希望财政部再来跟我作解释—拿出数据来就行了，拿出用途去向来就行了。”

　　两会上，有些代表委员虑及所谈问题之“尺度”，会提示在场的记者或记录员：“这个你们就不要写了。”

　　有一次，在谈起一个复杂的民族问题之前，一位政协委员环顾四周，小心翼翼问了一句：“记者们都走了吧？”

　　也会有人强烈要求将自己的某句发言“写进简报”。去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顾也力委员表示自己面对一份报告“真是振奋不起来”。他用了很长时间严肃地批评某些改革成绩较差，当场提出，希望这个意见“能够写到简报里去”。

　　这番发言引来了掌声。顾也力说：“说得不对，大家批评—我觉得这个平台就要讲。我觉得这是代表全国人民的。”

　　今年政协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指出，在政协的各种会议和活动中，要始终坚持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的“三不”方针，“提倡热烈而不对立的讨论，开展真诚而不敷衍的交流，鼓励尖锐而不极端的批评”，营造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民主氛围。

　　“尖锐而不极端的批评”，随后成为很多人发言时喜欢引用的依据。

　　中央及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到场听会，是两会的一个惯例。每当此时，政协就举行较大规模的界别联组会议，人大代表团则举行全团大会。

　　今年，大会秘书处安排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务院三峡办副主任、国家邮政局副局长等领导列席政协民进界别的会议。据朱永新透露，得知名单之后，委员们感觉“不过瘾”，以“安排部委负责同志列席小组会要充分考虑民进的界别特点”为由，向大会秘书处提出紧急建议。通过国务院办公厅协调，教育部、文化部又派来了几位司长。

　　许多官员同时兼任代表或委员，一些独特的现象也由此产生。有一次，中国气象局的前任和现任局长都是科技界别的政协委员，而前来列席的中国气象局领导是一位副局长。委员们开玩笑说，难道现任局长、老局长给副局长提意见，然后副局长再带着这些意见回去，请示局长怎么解决？

　　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很多人还记得，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的一次专题询问中，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致公党中央副主席严以新问到科技部打算怎样切断科研经费与科研人员灰色收入的关联时，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首先回答他：“感谢你提出的问题，也给我一个机会报告一下。”

　　在那一刻，他们之间无上下级之分，只有人大与政府的职责之别。

　　在一些代表委员看来，更值得党政官员来听的是小组会。清华大学教授孟安明委员就觉得，小组会上的发言更“深入”。联组会的时候，“记者比较多”，而且“对领导要尊重”，大家讲话会“温柔”一些。

　　孟安明希望政府有关部门派人到各个小组旁听，否则大家在小组里就是“各说各话，自说自听”。去年，他在小组会上追问，财政部每年都派人来，并且解答大家的疑问，“我们的教育部到什么地方去了？”

　　今年，在政协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教育部门专门派6位司长来听了教育3个小组的讨论。

　　在小组会上，那些官至省部级的代表委员—无论曾任或现任，有时会放得很开，痛斥所在领域的弊病。比如，针对国家卫生计生委要求医疗机构和住院患者要签署《医患双方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的新规，全国政协委员、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今年向医药卫生界别的同行明确表示，作为医生，自己绝不会签这个协议，因为此举非常可笑，无法根治红包问题，同时对医生的尊严造成了伤害。

　　“您这么说不怕得罪卫计委的领导吗？”中国青年报记者问他。

　　他答：“我倒是不怕，我讲的是心里话，你们知道我是在讲真话。”

　　代表委员发言的质量有高低起伏，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引人入胜。百无聊赖时，有人会走出会场散步。一些学者会打开电脑，聚精会神读学术论文。

　　葛剑雄指出，由于部分委员照本宣科，又缺乏含金量，导致有些同组委员宁愿在走廊里喝茶聊天。如此，以至会场空位较多，工作人员不得不督促他们回到会场。

　　今年的一场联组会议，有位部长列席。按照规则，每位发言者不超过8分钟，大家争分夺秒，以极快的语速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其中一位委员却令原本安静听取发言的场内响起窃窃私语声。她一开口就进入“舞台腔”，首先自我介绍，包括某“办公室主任”等几个兼职头衔，某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某某中学，曾在某国做访问学者，又在某国做过几个月的研究，甚至提及自己年轻时参与拍摄的电影。这位委员的发言总共历时5分多钟，开场白用时大约一分半。

　　在两会上，官员与代表委员之间的角色，颇值得关注。高层领导到团组开会，主持人会特地介绍他们的身份为“代表”，然而总有人无法忘记他们的职务。

　　2012年是十一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最后一年。在告别这个舞台之前，时任政协委员的原电监会副主席邵秉仁说，利用最后的机会，自己有个想法要“一吐为快”。

　　他说，有领导到场时，很多人发言就必称“尊敬的领导”—“谁都尊敬，就不尊敬自己”，“少点官话套话好不好？”

　　邵秉仁还指出，高层领导来列席时，发言者需要事先写好稿子，以供审查，此举也毫无必要。“既然相信这些人有资格做政协委员，为啥不能想说啥就说啥？”

　　同一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岐山到山东代表团，听到地方官员要“汇报”工作，当场劝对方“另外找时间”。

　　据记者所见，至少在最近两年，客套话难免，但“尊敬的领导”明显减少了。

　　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轫院士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时，曾就科研经费使用问题写过一个提案。他很快接到电话，有人希望撤销这个提案，“您的提案太‘敏感’了”。他还是交了自己的建议，并几次在会上说起此事。让他填写建议办理意见，他填的是“不满意”。

　　结果，建议涉及的相关部门“很紧张”，“总是找到不同级别的领导”，希望这位科学家能改成“满意”。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王玉凤曾在2011年全国政协会议上说，自己上一年有关教育和人事的两份提案，一份没有得到答复，另一份的答复让她很不满意。而她发现，教育部居然声称“与提案人及时沟通”，“得到了提案人的肯定”。

　　她将此事公开后，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分别派人与她联系，表示郑重道歉。

　　中国青年报记者当时问她：“你公开在会上说这件事，会不会让政府官员感到没面子？”王玉凤回答：我觉得没有什么“面子问题”。他们向我道歉，回答了我的询问，弥补了之前的漏洞，恰恰是在给政府形象增光。

　　前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曾总结会上遇到的“尴尬时刻”，包括审议报告众口一词“求真务实，很受鼓舞”，有领导在场时就争相汇报政府政绩或企业贡献，当着上级领导的面颂扬领导。

　　代表法规定：“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但王全杰的体会是，不少代表似乎不愿行使这份法律赋予的“言论豁免权”。

　　而担任了多年政协委员的葛剑雄说，委员们讲话要自由得多。

　　全国政协曾收到一份提案，建议参照代表法，让委员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不受追究，消除他们履职的后顾之忧。因为委员参政议政，难免会触及地方、部门和集团的局部利益，可能受到打压。

　　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程津培曾任科技部副部长，做过人大代表，如今是政协委员。他注意到，代表在会上说的很多话都被记下来，最后由本人审阅修改，说得越多，改稿时间越长，“人家都上车走了你还得写作业”，因此有的人不愿多言。相形之下，政协的讨论容易发散，但是这些意见怎样形成成果值得研究，“总不能只是把自己平时的怨气或者别人的怨气一起带到会上来议论”。他建议发挥好政协界别的作用，针对一些真问题做调研，提建议。

　　今年两会后，据全国政协统计，共接收5875件提案。中国科协原副主席齐让委员说，几乎人均3件，数量太大、太散，其实可以像科技的重点项目，做好一些重点提案。

　　这是政协会上的老话题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其励这样形容，每人3个提案是好事，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芝麻太多，西瓜太少，“炮弹还不够”。

　　“哗哗数量上去了，不讲质量，有多少真正能够落实的？”程津培说，自己在科技部任职时办理过提案，“都明白怎么个路数”。办复率很高，但实际上有的只如“蜻蜓点水”。

　　关于提案，不难见到这样的景象：各地媒体会纷纷报道，当地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地方发展问题联名提出了多少建议。今年两会，多地出现了“联名呼吁”建设自贸区的声音。某省的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恳请国家尽快批复一个工程项目，另一地的委员则联名提案呼吁，将当地的生态保护发展区，纳入首批国家示范区。

　　有些时候，此类提案属于“高空联名”，在赴京开会的飞机上签署。一位委员坦言，其中不排除“被联名”提案。大家受到了地方官拜托，“让你签字，你能不签吗？”他呼吁：“别把地方的会搬到北京来开。”

　　有关两会会期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有观察者认为目前会期太短，对于决定国家如此之多重大事务的讨论甚至辩论，可以更长一些。也有人觉得它过长，可以效率更高。

　　一年一度的“国家账本”是代表委员们十分关注、同时表示很难看懂的报告。今年，财政部等部门专门编写了图文并茂的导读手册。

　　但朱永新指出，预算报告在政协的讨论往往是一带而过，因为大部分人看不明白，一般人又有谁能够发现问题呢？“在许多国家，预算是议会讨论的最重要事项之一。”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天鸿代表认为，审查预决算的时间太短，应该推进“形式审查”走向“实体审查”。

　　几乎每年都有人建议，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不应只是书面材料，应设置专门环节，由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大会上口头报告。

　　北京市副市长杨晓超代表建议，可先由专门委员会对预算进行审查，然后在人代会上将审查意见与报告同时发给代表。

　　与此同时，很多人希望压缩会期。嫦娥三号探测器系统首席科学家叶培建今年的一番计算，得到同组很多人的认同。他说，政协总是下午开幕，这样当天上午就没利用好。每天上午的会议完全可以从9点提前到8点，下午也可由3点改为两点。政协期间举行3次大会发言，可以改为视频发言，这样能够减少去人民大会堂的次数，降低成本，也减少扰民。目前的日程，压缩以后7天就可以完成。

　　齐让委员则认为，大会发言的听众应该有所变化，既然是给政府提建议，就应该请政府相关部门的代表坐在会场里听一听。有时候，光派一个副部长没用，最好是处长也能到场。“甚至我觉得他们坐一楼都行，咱们上二楼也可以。”

　　从会议本身来看，两会在很多方面都在改变。前几年，有代表委员形容，每一年的两会，都是“拉动北京市餐饮业和GDP的重要商机”，很多人利用这个时机请客吃饭，联络感情，“跑部钱进”。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后，两会提出了很多改进会风的具体要求，希望代表委员“张开建言的嘴，堵住吃喝的嘴”。

　　从去年开始，葛剑雄就注意到，会外的聚会或联谊活动全部停掉了。很多部级领导家在北京，一般不到驻地，现在也都改到驻地集中乘车去大会堂。餐厅里的啤酒和红酒也消失了。

　　今年，各代表团会前就传达了指示：不给代表发放纪念品，代表和工作人员也不要相互宴请或赠送礼品、纪念品、土特产。餐厅提供自助餐，刷卡就餐，不摆放烟酒，代表团不要自带厨师或食品。宾馆的卡拉OK、棋牌室等娱乐设施也不开放。

　　要求还包括，会场内不能做与开会无关的事情，比如玩手机、发微博等。当中央领导到场，大家不要去跟中央领导合影。原则上一届5年，只照一次合影就可以。

　　在会外，各代表团原则上不要安排集体活动，确有必要，应提前报大会会务组审批。未经批准不能组织代表参加无关的活动，代表也不能到有关部门洽谈具体工作。

　　据葛剑雄介绍，以前上海团有个传统节目，为庆祝“三八节”组织上海的代表委员聚餐。有些企业家也会趁机请客，常是“山珍海味”。从去年开始，“传统节目”取消了。

　　他注意到，在驻地餐厅吃晚饭的人也多了，有一天他去得晚，发现餐券已经领到了500多号。

　　代表委员们能够得到的一个“优待”是，在驻地可以读到《参考消息》大字版，纸张和字体都较普通版大了一倍，年定价也翻了不止一番。有的驻地宾馆会在闭路电视系统开设“大会频道”，晚间播放《国徽》等电影。

　　新一届全国人大和政协对于出席率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请假必须履行手续。

　　一位新任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透露，自己去年第一次参加常委会时，会场里有几个空位。张德江委员长当时就提出了批评：既然当了常委会委员，就要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此后，每次人大常委会都会公示出席情况，哪个委员不来，原因要“写得清清楚楚”。

　　在步入人民大会堂的那一刻，任何人首先看到的，将是屏幕上自己的面孔。对于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大会堂的电子屏幕还有一项功能：即时显示出勤情况。

　　今年3月3日下午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开幕式，2229位政协委员中实到2175人，缺席54人。请假最多的是“特别邀请人士”界别，共有6人请假，其次是文艺界别，5人请假。

　　几天后的第二次全体会议，缺席者升至149人，其中文艺界145人中请假17人。

　　81岁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世济随身携带放大镜。引起记者注意的是，她喜欢手持放大镜仔细检查出勤表。有一次小组会，她所在的小组，48名委员里有17人的桌签处“只有空气”，缺席的就有喜剧明星赵本山。

　　政协的文艺和体育界别是那些“追星”的记者喜欢光临的地方。今年，文艺界别第一次小组会前，由于到场记者过多，工作人员不得不临时用发号的方式维持秩序，引起了哄抢。

　　事实上，在一年一度最大规模也是最高规格、讨论决定国计民生重要事项的政治会议上，明星们并无特殊之处。

　　此前多次缺席会议的田径明星刘翔委员这次在小组会上表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推进改革，体现了深化改革的决心和信心；报告还明确要出重拳防治污染，作为政协委员应从自身做起，倡导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另一位体育明星姚明发言时提到，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运用市场化的思维和方法谋划体育工作新思路。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黄玉斌则建议，“继续坚持和完善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引人关注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指出，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电视电影，都需要宽松自由的创作环境和无束缚的想象力。但有时看到、听到很多编剧、导演、演员顾虑作品通不过审查，修改了很多精彩的部分。

　　文艺界别的不少人提起了限制文艺晚会对演出市场的影响。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林文增说，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场行为，影响到国家艺术剧团的演出，前段时间连歌剧《江姐》也“不敢演了”，一刀切的政策不利于文化繁荣。

　　这些严肃的发言有时会被打断。不顾对会议秩序的干扰，一些记者甚至工作人员，开会时也会去找明星索要签名或合影。

　　相对来说，分散在代表团里的歌唱家廖昌永、吴碧霞、演员奚美娟等要清静许多。

　　对于人数既超过人大代表也超过政协委员的3000多名中外记者来说，两会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场合。在这里，整个国家的各界精英云集。

　　一旦被认出，他们就会被围得水泄不通。在艰难的围追堵截之后，站在外围的记者们收回录音笔，会互相打听：“这人是谁？”

　　政协经济界别是记者需要提前排队才能进入的热门区域。有一次，工作人员甚至提议，让记者们分批进入，听10分钟再换一批。这个提议遭到了抗议，有记者说：“你们不是反对断章取义吗？只听10分钟，怎么能不断章取义？”

　　年过八旬的厉以宁委员格外受关注。除了记者的提问，甚至同组的很多委员也会就一些问题“向厉老师请教”。

　　一位重庆的女记者能讲出许多诸如在厕所门口堵住厉以宁的故事。她说，自己报道两会多年，年年都要来听听厉以宁说什么。她不无夸张地形容，没采访过厉以宁的记者，就算没来过两会！

　　海协会会长陈德铭有次被几位记者发现，为他解围的是一位突然冲出的女记者。该记者打断同行的问题，向陈德铭提出合影。陈德铭与她照了张相，然后趁机脱身。他开玩笑地说：“这（照相）是免费的，回答问题是比较困难的。”

　　3月13日，在8天半的会议之后，全国人大代表们按下表决器，各项报告依次通过。这是两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环节。

　　神秘的表决器就像交通信号灯一样，分为红黄绿三色，分别表示反对、弃权和赞成。极少数代表会作出第四种选择：不按表决器。

　　相较而言，对“两高”报告亮“红灯”的代表最多。

　　68岁的河南金龙铜管集团董事长李长杰代表说，他一直在思考“两高”报告失票较多的情况。12年来，他对两高报告没有投过一次反对票。

　　他说，代表们不应仅凭个人好恶来投票，应该高屋建瓴来看待两院的发展。

　　李长杰说，2005年他所在的企业被南方一家企业盗取了商业秘密，他们起诉后，河南法院、上海法院、最高人民法院都“难坏了”，因为我国没有商业秘密保护法，缺乏判案的标准。直到今年，案件才在上海审结。他说，近10年时间过去了，一个知识产权案拖了这么久，很显然有些滞后，“如果我情绪化地来看我们高院的工作，我就给它投反对票”。但作为人大代表，他又理解，这类案子长期缺乏判案标准。

　　对于那些投反对票的代表，李长杰同时表示理解。“只要实事求是给我们两院提出了鞭策和意见，都没问题。”但他认为，代表们“有的情绪化一点，有些理性化一点”。

　　“我们在最基层直接接触到老百姓，他们反映的声音，可能会影响到我在大会堂里按按钮。”上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赵林中曾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但他也表示，在按下表决器的时候，自己会考虑全局作出总体评价，而不是考虑个案。他解释说，有些事情自己的打分是80分或60分，如果投反对票，就不太公平。而投赞成票也不意味着百分之百满意。“我赞成，但是我对你不是没有意见。”

　　当过多年全国人大代表的宁波市政协副主席范谊已经卸任，但他履职期间，几乎每年开会都有反对票和弃权票。他对记者说，不赞成“一辈子从没投过反对票”，“那些人不明白，我投反对票，更体现了我的忠诚”。

　　今年，中信锦州金属股份公司总经理齐牧代表在会上说，把权力关进笼子，人大应该发挥更大作用。他的一个建议是改革代表选举制度，例如人大代表选举时有没有可能进行演讲，让选民和代表认识，谁都不认识如何选举？

　　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小琳委员今年试图用另一种方式向外界介绍自己的履职生涯。她在3月4日出版的《人民政协报》上通过近5000字长文、4幅照片的“专版”，介绍自己过去6年里建言献策的工作。

　　其中提到，李小琳6年间提交了25份提案，涉及电力改革、新能源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多个领域，其中一份《实施发电优化、促进节能减排》的提案，曾获上届全国政协颁发的“优秀提案”奖。

　　这就是两会。在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上，是人们常见的景象：裹着红大衣的服务员，英姿飒爽的警察，各种姿势的拍照，以及人民大会堂的背景。而在那些需要经过人工、仪器、警犬安检才能进入的会场内，各种声音、各种选择交织在一起。

　　每当举行全体大会，人民大会堂一楼的衣帽区就会挂满代表委员们的深色大衣。总理做报告时，人大代表在一楼会场，列席的政协委员在二楼会场。一位委员说，此时实际上最抢手的位置是上海厅、广东厅等分会场，那里无需正襟危坐，而且提供电视现场直播。有些委员喜欢拿着报告到回廊里漫步或喝茶，或在《江山如此多娇》画作前拍照留念。一楼的代表有时也会到二楼照相，从这里可以俯瞰会场。

　　楼上有时会有外宾受邀观礼。他们中的一部分端着小望远镜，从这里眺望中国政治。在一楼的西大厅外一侧有台极小的电视机，穿着黑衣的安保人员工作之余，会笔直坐成两排，默不作声，从屏幕里打量这个近在咫尺的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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