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后重建，汶川给日本上课

　　3月的日本东北，天空仍纷飞着纯白的雪花。雪花之下，触目所及一片苍凉。倒灌海水的平原上，倒塌的房屋框架和成堆的垃圾随处可见。耳边唯一热闹的声响，便是推土机和挖掘机迸发的隆隆噪声。

　　3年前，海啸和地震撕扯了这块土地；3年后，重建工作的成果无法让人心安。当年，日本专家团曾给出意见协助汶川地震重建，但为何在自己的土地上，重建脚步却缓慢了许多？

　　安置房滞后

　　地震的损失到底有多惨重？英国杂志《经济学人》曾用损失价值排序的方法，衡量出人类历史上损失最为惨重的20起自然灾害，前5起中有三场地震。排名第一的是东日本大地震，排名第二的是日本神户大地震，排名第五的是中国汶川大地震。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萧瑟暗淡的星期五，一场毁灭性的8.9级地震使日本受到重创。当时的场景令人撕心裂肺，整座整座的城市化为废墟；房屋被夷为平地或者被冲入大海；汹涌的海浪不仅卷走了汽车、卡车和楼房，而且使人们的基本生活陷入困境。”在美国国务卿克里的讲话中，东日本大地震带走了震区人们幸福生活的一切保障，事实也正是如此。

　　青森、岩手、宫城、福岛、栃木、茨城、千叶、新澙和长野9县在建筑、基建、农林渔业上损失惨重，顷刻间约16.9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36万亿元）的资产化为乌有。1.8万人死亡，47万人流离失所。

　　当年的菅直人内阁信誓旦旦要在最短时间，完成地震重建，安置受灾民众。然而三年过去，日本内阁换了一波又一波，地震灾区依旧满目疮痍。“重建工程进展缓慢”，“项目资金隐含猫腻”，“两党利益争夺不断”等负面新闻报道层出不穷。

　　虽然道路、河堤、铁路、排水设备和自来水等公共基础设施的重建，在三年内完成了90%。与汶川大地震震后三年94.34%的重建项目完成率基本持平。但日本政府在灾民安置、震区产业恢复方面却暴露很大短板。

　　地震之后，共有47万日本民众流离失所，时至今日，这一数字仍然维持在26.7万高位。他们中，有在海啸中失去家园的，也有因第一核电站核泄漏，出于对身体健康考量而被迫搬离原住所的。这些人中的25.2万，都只能居住在条件简陋的临时安置房内，只有少部分人投靠亲戚或租住在特别公寓里。时至今日，日本政府公共住宅修建完成率却仅仅只有可怜的3%，就算是灾害公营住宅修建率也仅有15%。

　　与这两个可怜的数字相对，当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后，四川省在一年之内就完成了灾区住房的加固工作，重建工程也都在两年之内开工。汶川地震三年后的重建工作报告中，已解决“540多万户、1200多万城乡居民住房建设”问题。

　　产业复苏缓慢

　　除了最为重要的灾民安置问题，东日本大地震灾区经济复苏也表现得差强人意。

　　抛开核辐射影响难以在短期内根除，日本政府在生产资料的恢复上，速度也慢得惊人。

　　农地耕种和水产贸易是灾区9县最主要的经济来源，要实现灾区经济复苏，复耕农地和修建码头便是第一步。

　　但3年以来，即使是最简单的“水产加工设施”也只恢复到震前水平的74%。由于海水冲刷和核辐射影响，今春的灾区农地复耕率仅为63%。宫城、福岛等太平洋沿岸6县更少，只有36%的农田能够复耕。渔港重建速度更为缓慢，至今只完成36%，其余部分因为资金短缺或建设难度大而迟迟未见成效。

　　不仅如此，旅游业复苏所必需的道路保障，复建情况也不容乐观。震区交通港湾仅恢复了52%，交通道路也只修缮完成37%。这样的重建水平，难怪东北地区旅游业久久不能复苏，旅客留宿率仅有日本全国平均水平的1/3。

　　与之相对比，汶川地震3周年，重建情况却是截然不同的欣荣之景。在全国的共同努力下，四川省农业增加值实现4.4%的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也达到12.9%的年均增长率。都江堰、熊猫基地等受影响的旅游景点，仅用了两年时间就超越地震前水平。据都江堰市旅游局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都江堰接待游客827.3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3.33亿元，景区门票收入1.6亿元。2010年，都江堰接待游客1159.3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50.9亿元，门票收入1.74亿元。

　　态度千差万别

　　显然，与中国高效有序的震后重建工作相比，日本的重建效率明显相形见绌。不是因为技术难度，而是两国政府对“灾后重建”的态度截然不同。

　　我国在汶川地震发生后，倡导的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用举国之力帮助受灾地区重建复苏。政府压倒性掌握社会资源，可以迅速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应对困难。但日本，由于在野党的私心，他们不希望看到执政党通过赈灾重建工作增添政绩，因而在国会表决时大唱反调，不顾民众危难，执政党也只能陷入“有钱不能用，有力不能使”的尴尬境地。

　　汶川地震发生仅仅13天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做出了“建立对口支援机制，举全国之力，加快恢复重建”的决策。相比之下，日本震区重建工作所需的资金却经过了冗长的审批程序，特别是要经过国会的批准。为了筹集资金，政府官员甚至提出过开征“重建税”的设想。

　　另外，两国民众对灾区民众的态度也具有明显差异。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19个省市以“一省帮一重灾县”的对口支援原则，以不低于各自1％的财力对口支援了重灾县市3年。集各方之力，基本实现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的目标。

　　但在日本，当受灾东北三县向全国另外44个都道府县提出“协助处理垃圾”的请求以后，却只有8个县表示可以协助，其他都以“可能有核辐射的危险”拒绝。根据《读卖新闻》民调结果显示，日本其他地区对受灾地区民众的同情也日益淡薄。受访者中回答会“在受灾地展开志愿者活动”的为5%，回答“没有有意识地做什么”的却高达22%。

　　针对种种震后重建工作的不如意，虽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国家强韧化”，希望日本全国在福岛重建问题上“全国一体”。但其结果也不过是让安倍的支持率又增加一些，震区复兴依旧路途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