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婚时代：18个媒人说一门亲 彩礼要3斤人民币

    有2000多人的河北省曲周县李于子口村，22～26岁的未婚男青年有近30人；鸡泽县赵庄村也有村民2000人，同一年龄段未婚男青年也有30多人……而在这些村庄同龄的未婚女青年却寥寥无几。

　　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在位于河北南部的邢台平乡县，邯郸曲周、鸡泽、广平、馆陶等县采访时发现，“找媳妇难”已成为农村男青年的普遍困惑。

　　曲周县李于子口一位40多岁的热心妇女告诉记者，临近各村以至临近各县都是如此——这两年每个村都有20多个找不着对象的小伙子，“条件还都不差”。

　　冀南农村普遍出现的“找媳妇难”，已不仅仅是让父母和本人头疼的“家务事”。

　　有鸡泽县赵庄村村民告诉记者：“我们村支书和村主任一开会就为这事发愁！”而当一位鸡泽县的妇女向曲周县的朋友打听是否有适龄姑娘的信息时，这位朋友立刻笑着“警告”她：“你可不能挖我们村的墙角啊！”

　　有媒体报道，隆尧县更有村委会向所有村民承诺：只要把女儿嫁到本村，奖励2000元；只要把本村或外村的女青年介绍给本村的男青年，奖励介绍人1000元。

　　记者发现，由于“找媳妇难”引发的专业媒人“不择手段”谋利、女方对彩礼“狮子大张口”，以及暴露出来的农村传统婚恋观念令人堪忧。

　　四五个小伙子排着队跟同一个姑娘相亲

　　“19岁时，对于相亲找对象，感觉就和看偶像剧一样——要找个自己喜欢的‘女神’。” 馆陶县农村青年李建国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1987年出生的他“相亲史”始于19岁。

　　后来由于20岁外出打工，婚姻大事被暂时“搁下”。3年前，24岁的他在父母的催促下返乡加入相亲大军。此时李建国发现，与7年前已经不同，这两三年间在农村找个媳妇已非易事。

　　经过3年“几十次”相亲，27岁的他如今再也不敢奢望“女神”。比李建国小两岁的妹妹如今已是一个5岁孩子的妈妈了。“现在我找媳妇的基本要求就是——女的。”他强调，“只要女方不挑我，我肯定不挑女方。”

　　曲周县25岁的农村青年郭威，面对记者“对另一半有什么要求”的问题时，一脸嗔怪地反问：“现在还能轮到男方挑？”

　　这两年，冀南农村的女青年可谓“不愁嫁”。“今天离婚带着孩子回娘家，明天就有小伙子和媒人登门提亲！”采访中，有多位邢台、邯郸一带的农民这样告诉记者。

　　媒人安排四五个小伙子依次和同一个姑娘相亲，在邢台、邯郸一带农村已是“见怪不怪”。李建国告诉记者：“我和姑娘聊了会儿，想问她要个电话号码，她却说等跟后边的小伙子都见完了再说！”对于这样的相亲，李建国坦言：“感觉像是求职面试！”

　　邯郸、邢台一带农村，大部分青年在外打工，每年打工青年返乡过春节时，是农村青年见面相亲高峰期。而去年腊月，郭威只和一个在北京打工的女孩见了面；今年正月一次亲也没相到。

　　“根本就找不到可以相亲的女孩儿！”他无奈地表示。

　　为什么最近两三年当地男女比例出现如此差距？

　　其实，“媳妇难找”早在郭威读村小时就已初露端倪。“我们一个年级一个班。”他回忆说，班里30多个学生中，“男生是女生的两倍还多”。

　　有农民告诉记者，当地农村计划生育政策规定：第一胎为男孩的夫妇是不允许生二胎的，而第一胎是女孩的还会允许生二胎。在他看来，正是这样的政策导致了如今农村人口出现男女比例失衡。

　　一名曾在鸡泽县小寨镇计生部门工作过的人员告诉记者，因为需要干农活，加上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很多人偷偷对胎儿做性别鉴定。“一查出来是闺女就做流产了，这一拨净小子。你打听吧，哪个村都是！”

　　对于农村 “找媳妇难”的成因，一些在外打工的男青年则补充说：由于收入、房子等现实问题，男青年很难在打工的城市中解决恋爱婚姻问题，出外打工的女青年则多了在城市结婚成家的选择。

　　邯郸市广平县人民法院吕善平法官告诉记者，如今“找媳妇难”已导致农村一些地方早婚现象重新“抬头”。曲周县李于子口村党支部书记李文芳也对记者证实：“在当地，男方超过25岁，就意味着找对象更难了。”

　　已进入“危险区”的郭威还有一个大他两岁的哥哥没结婚。“一家四口人整天就为这事唉声叹气！”由于找不着媳妇，郭威家所住的村子这两三年每年仅有一两家办喜事。去年一年，30多个适龄未婚男青年仅有一人成功“脱光”。

　　18个媒人同说一门亲

　　这两三年，随着冀南农村男青年找媳妇越来越难，专业媒人开始活跃。

　　跟之前由亲戚、邻居、朋友等为未婚男女帮忙牵线的媒人不同，郭威告诉记者，专业媒人就为挣钱！

　　每次被媒人带着相亲，郭威都会往兜里装上2000元。“只有这样才能‘不拉底’！”除了给见面的女方买点瓜子糖果，还要给媒人买烟、请媒人吃饭，给媒人50元到100元的“电话费”等。“甭管成不成，相一次亲就要1500元左右。” 郭威在邻近村当“焊工”，月收入不过3000多元。“相一次亲半个月收入就没了”。

　　馆陶县青年许海宁调查发现，如今的相亲，多数并不是一个专业媒人在组织。一个媒人通常还会少则叫上三四个媒人，由这三四个媒人带着相亲的男青年去和他们联系的女青年相亲。很多时候，一些媒人并没有联系相亲女青年，也会跟着“凑数”吃饭和领取手机话费等钱物。“媒人之间，你这次叫上我，我下次就叫上你！”许海宁一个朋友结婚时为了“谢媒”，每个媒人给1000元，一共给了1.8万元。“18个专业媒人同说了这一门亲！”

　　对于类似的“规模”相亲，馆陶县农村青年李建国已习以为常。他第一次这样规模的相亲是“前年腊月二十一”。当天一大早，3个媒人就主动上门说要给他介绍对象。“谁家有未婚男女这样的信息，在媒人中间流传得很快”。

　　媒人告诉李建国父母，南边村、北边村有好几个姑娘呢！李家刚刚询问“怎么去”，就有媒人拿出电话回答说：找个车吧！很快，一辆面包车就拉着李建国与3个媒人出发了。

　　“到了南边的村，先找了这个村的媒人。”李建国给4个媒人一人一包10元的烟。谁知媒人不领情，他们嫌这烟太孬，说现在不流行这烟了，问他要另一个牌子的更贵的烟，李建国只得又去换烟。给相亲的女方家买了水果和糖果后，一进女方家才得知：来得不巧，姑娘出去玩了，不在家！

　　“这时媒人跟我说：不要紧，北边村还有。”小面包车拉上几个人又直奔北边而去。到了村里，李建国又先给北边村的媒人买了一盒好烟。

　　这一天，不包括那个没见到的姑娘，李建国一共和3个姑娘相了亲。“车钱花了230元左右，请六七个媒人吃饭花了差不多400元，买烟花了100多元，加上给女方家买的水果和糖果，一天下来就是1000多元。”

　　三年相亲几十次，李建国发现不仅专业媒人以此谋利，甚至一些出租车、饭店、烟摊和媒人一样，挣的就是相亲的钱——每一拨媒人组织相亲，都会找固定的车；媒人收到好烟后，自己也不吸，而是再卖回烟摊；就连饭店的服务员看到小伙子请媒人来吃饭，也可着劲儿推荐价格较贵的“特色菜”。

　　钱没少花，相亲效果却差强人意。李建国一天见的那3个姑娘，一个也没成。他告诉记者：“媒人只顾挣钱，甚至连相亲的这俩人是否般配都不关心！”

　　明知难有结果，但李建国还是会在父母的强烈要求下，不时由媒人带着去相亲。“父母担心驳了媒人的面子，就没人再给介绍了。”

　　因为拒绝这样的相亲，27岁的他还挨过母亲的打。

　　彩礼要“三斤三两”，男方父母不能超过五十岁

　　同为80后的崔博和许海宁，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馆陶县，在工作之余，两人在县城成立了“茨花青年影视工作室”。

　　截至目前，他们拍摄的六部作品中，2013年推出的《恐婚时代1》和《恐婚时代2》在互联网上最受欢迎。“《恐婚时代1》的点击量达到20万，《恐婚时代2》更是在100万左右。”

　　崔博告诉记者，这两部反映农村男青年“娶不着媳妇”和“娶不起媳妇”的影视作品之所以引关注就在于其“接地气”。

　　《恐婚时代2》中，女方向男方提出索要“新三金”作彩礼。“‘新三金’可不是金项链、金戒指和金耳环。”许海宁介绍说，“新三金”就是三斤100元面值的人民币。在剧中男方年迈的父母将100元面值的人民币，一张张用水浸湿，然后在用抹布擦干，为的就是过秤时，使人民币能更“压分量”，而又不被女方发现。“这些情节都来自真实生活，而故事的主人公也都是有原型的”。

　　有农民告诉记者，一般三斤重的百元面值人民币约有十万元。

　　由于“找媳妇难”，导致冀南农村娶媳妇越来越贵。

　　2012年，由于女方提出3万元彩礼的要求，导致曲周农村青年张嘉最终和女友分手。“当时，曲周的彩礼钱也就是1万6千元。”时隔不到两年，娶媳妇的彩礼钱已涨到了5万元。

　　记者采访时发现，借着结婚向男方索要钱物的花样可谓不断翻新：彩礼“万紫千红一点绿”——“万紫是一万张5元的，千红是一千张100元的，一点绿不是翡翠就是玉”；“一动不动”——“动的是小汽车，不动的是二层楼”；“万里挑一”——“订婚时男方就要给女方一万一”……

　　不仅索要钱物，而且还对房子、汽车，甚至对男方父母年龄都提出了苛刻的要求。

　　“有的女方提出房子必须是紧邻主要街道，小胡同里边不行！”有农村青年告诉记者，因为家里有车的话小胡同里车过不去。

　　女方要求到县城买房子，成为这一两年间邢台、邯郸一些县城房价上扬的主要原因之一。“去年年初还每平方米2000元呢，今年就3000元了！”有馆陶男青年表示。

　　“一团院、二层楼、彩礼就要三斤三两、家里四轮汽车两头尖、父母不能超过五十岁。”有当地农民将娶媳妇时女方提出的条件编成了“数字口诀”。

　　至于父母为什么不能超过五十岁，一位馆陶农村男青年解释说：“父母超过五十岁，需要照顾，将来还不能带孩子！”“多现实啊！”坐在旁边的一名男青年愤愤不平地说。

　　如今的高额彩礼之风，甚至在已结婚的小夫妻中也引发了矛盾。“我们村的一个小媳妇，嫌前几年彩礼要得少，带着孩子就回了娘家。”李建国告诉记者，“小媳妇宣称，婆婆不给补上5万元，就坚决不回家。”

　　越是家庭经济条件差的，女方彩礼要得越多、提的条件也越苛刻。“就担心姑娘过门后吃苦，提前先要出来。”邢台平乡县有农民告诉记者：一些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借钱娶媳妇已是常事，“甚至有的贷款结婚”。

　　“目前涉及婚约财产纠纷的案件逐渐增多，呈上升趋势。有的为追回婚约财产甚至引发了恶性事件。”作为基层法律工作者，就农村婚约财产纠纷日益增多的现象，吕善平最近在呼吁各方关注。

　　网络时代的农村青年，婚恋观念却停留在20年前

　　对于时下专业媒人组织的程式化相亲，张嘉概括为：“她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她怎么问你，你就怎么问她！”而在他并不算短的“相亲史”上，不同于这样的相亲交友，只有过一次例外。

　　说起前年的那次恋爱经历，张嘉认为还颇有些戏剧性。“姑娘是一天晚上我用聊天软件的‘搜索附近人’的功能，搜索出来的。”姑娘所住村庄与张家相隔三里地。

　　相比相亲直奔主题的程式化问答，张嘉和姑娘在互联网上的聊天可谓“天马行空”。一聊十几天后，张嘉得知姑娘还“没婆家”，于是提出“见个面”。

　　有了之前的充分了解，两人很快确立恋爱关系。虽然最终因为彩礼等问题，两人没能走到最后，但张嘉坦言，这才是恋爱的感觉。

　　记者了解到，在邢台邯郸一带的农村青年中，有张嘉类似经历的并不多。虽然邢台、邯郸一带农村青年在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城市打工的不在少数，但绝大部分男女青年还是回乡谈婚论嫁。穿着时尚的他们在恋爱婚姻的途径、方式上和二十年前基本一样——由媒人带着相亲、订亲、结婚……

　　“即使是在外边谈了恋爱，一般父母的态度也是能拦住就拦住。”曲周李于子口村有村民告诉记者，当地农民还是觉得结婚对象是“本乡本土”、“知根知底”的更踏实。

　　吕善平也发现，跨区域的农村婚姻，由于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甚至为人处事上的差异，更容易引发夫妻、婆媳矛盾，离婚率较高。

　　于是，每年打工青年春节返乡时，各村相亲的汽车会把村子道路两边挤得满满当当。“跟赶庙会一样！”崔博说，“哪个村都这样！”

　　在李于子口村，记者了解到，和二十年前一样，如果相亲见面的男女感觉不错，就会一起赶个集。“就是一起到集上转一转。”有村民对记者解释，如果双方感觉还可以，男方就给女方买件衣服；如果女方感觉不行，男方给买衣服也不接受。

　　赶了集、买了衣服，双方接下来就会订亲。“很快！”这位村民告诉记者，从相亲到谈婚论嫁，就见个三四面。

　　吕善平在日常工作中注意到，农村青年中的离婚率有不断提高之势。“离婚率提高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人们思想意识在进步。”但这位法官同时认为，“闪婚闪离”与时下农村青年“结婚草率、离婚草率”的现状也不无关系。

　　去年，许海宁曾试图为农村青年男女搭建交友恋爱的网络平台，改变当地农村青年几十年不变的婚恋方式，但却以失败告终。

　　“当时的想法挺好。”许海宁花200元购买了相亲交友程序放在有关网站上。他还计划依托这个网络平台，再策划一些线下的活动，比如野炊、春游等。

　　虽然在《恐婚时代1》的片尾他还为此打了广告，但这个相亲交友平台却一直人气低迷。“究其原因，不外乎由于害羞、不好意思，不愿参与。”他不禁感叹道，网络时代的农村青年婚恋观念为什么还依旧停留在20年前？

　　（文中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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