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广州宣布试点“婴儿安全岛”暂停，原因是短时间内弃婴数量已超出福利院承受的极限。这是全国第一个被迫关闭的弃婴岛，试点仅运行了50天，接收弃婴262名，且全部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关闭了弃婴岛，却关不住弃婴岛背后的缺憾与隐忧。对此，有民政部门官员表示，待条件成熟，会适时重开。（3月22日《北京青年报》）
　　
　　一定意义上看，各地试点“婴儿安全岛”，是人道主义旗帜下社会慈善救助的重要表现。“婴儿安全岛”运转正常与否，长久与否，都是检验社会慈善救助程度或水平的一张试纸。这也等于说，当整个社会慈善救助能力不足，那么“弃婴安全岛”也决难孤军深入或单兵突围。
　　
　　如此，“婴儿安全岛”仅停留于个别省份的试点阶段，而不能及早完善机制体制，跟进资金支撑，加大设施建设和增录救护管理人员，以及早实现全面开花、全面铺开，全国“一盘棋”的局面，那么，因为婴儿数量及福利院救助能力的限制而不得不“闭岛”的尴尬处境，就决难规避，并且是预料之中的事情。
　　
　　从“婴儿安全岛”接收的多是患病婴儿现象揆度，首先缘于社会对患病婴儿的救治力度不够。而这个“不够”，又是归属于社会对患有重大疾病人群救治救助的整体框架之内的。社会人群谁都没有特殊的救治救助“绿色通道”，患病婴儿自然概莫能外。这只会让“婴儿安全岛”带来的亮光刹那一闪，随即黯淡，湮灭于无。
　　
　　其次，认为“婴儿安全岛”是社会慈善的试纸，还在于目前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未尽人意。不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不论是政府慈善组织还是民间慈善机构，如某某组织、某某基金会，无不面临着信任危机。这样背景下吁请全社会力量参与“婴儿安全岛”建设及管理，恐怕应者寥寥。
　　
　　第三，是“婴儿安全岛”注定绕不开法律拷问、道德拷问。包括“安全岛”建立是否于法有据，包括对被接收弃婴生命权益的尊重，在他们的疾病救治、生命安全、监护服务诸方面是否有切实的保障。无数病婴聚集“安全岛”，谁都需要特别救治，谁都需要特别监护，而传统意义上的监护人丧失，有关部门怎么对待他们的生命，甚至躯体、器官、病逝后的遗体，是亟须回答、亟须破解的问题。
　　
　　第四，针对广州“婴儿安全岛”关停缘于财政资金支撑及收养能力有限问题，有专家提出在加强监管和引导的前提下，放宽“慈善限制”，吸纳民间力量参与其中，甚至令其发挥“主力军”作用，笔者不敢看好。目前，有监护人的幼儿进民办幼儿园尚问题重重，无监护人的婴儿进民办性质的“安全岛”，实在难保安全。笔者以为，“婴儿安全岛”即便有社会力量参与的必要，也应该仅限于资金方面，而不能放权令其建立救助机构。因为“婴儿安全岛”的职能，不像幼儿园仅搞好看护、教育那么简单，起码有棘手的疾病救治任务。
　　
　　总之，“婴儿安全岛”是社会慈善的一张重要试纸，无论试点与否、推广与否、关停与否、重开与否，都要审慎对待并解决上述问题。弃婴一旦进了“安全岛”，就该确保其安全和尊严。这一点，除了资金保障、场地保障、人员保障以外，必须跟进法律保障，跟进有效监督。这张试纸，除了检验了“婴儿安全岛”，更检验了我们有关部门乃至全社会。同时，我们不该将“婴儿安全岛”当作烫手山芋，有后悔思想、畏难情绪，而应该下大力破解。诚如是，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慈善幸甚，家庭幸甚，弃婴幸甚！
　　
　　文/贾志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