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解读李克强式简政放权:撒开效率骏马 套上公平辔头

        总理许诺，解放对企业的束缚

        在中央担任副总理和总理的六年中，他用自贸区、减少审批和直接面见支持标志性企业家的方式，来给企业松绑和打气。

        和“马上办”、“这就去”相比，李克强更多的是“马上停”、“不要做”，和进取的调控相比，削去政府伸向企业的手，是更加直接奏效的，也是在中国经济放缓了数字速度、忍受转型压力的时候，企业最需要的一大支持。

        李克强的改革有浓烈的个人特色，比如《金融时报》等外媒曾经提出过一个“李克强经济学”的概念。

        不同的经济学研究者对这一概念的解释不同：

        首创集团董事长刘晓光认为李克强经济学核心有三条：一是强化市场经济的概念、二是放宽管制、三是改善供给。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把李克强经济学总结为三要点：一是不刺激，二是简政放权，三是要素市场改革。

        也有人表示“李克强经济学”其实根本不存在，因为都是传统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不过当经典的经济学在中国显得可贵，这一点本身就说明李克强经济学的概念对普通中国人有启发和教育的意义。

        无论哪种解读方式，“李克强经济学”都被描绘为一种“减法”。他的各项改革措施都以激活市场活力为目标，进一步剔除经济体制中残留的双轨制。

        李克强担任总理之后承诺并大力推进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取消和下放多项行政审批事项以及放开多行业市场准入，以求“把该放的权放开、放到位”，此外，在过去的一年中，他努力推进的上海自由贸易区，也是一个放权的减法。

        李克强在2007年任职辽宁省省委书记时，喜欢通过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贷款发放量三个指标分析当时辽宁省经济状况，这是他的一种独门数据，基本上抛开了许多复杂纷扰的无关干扰，给了普通人一个判断经济冷热的参考坐标。

        这一数字也被多家外国经济研究机构所认可，这三个坐标所指向的，都是企业在社会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活力，和过去以政府角度出发的“拉动内需”、“增加投资”相比，一位总理能够从企业的角度来看这个社会，难能可贵，而且充满了服务意识。

        和过去的20年相比，李克强面临的是一个收缩的局面，过去刺激经济产生的高速度对政府来说充满吸引力，随时可以拾起来。但是李克强和支持李克强的习近平正在准备的正是忍受一个低速(7.5%)发展期，以便给中国经济以调整结构的机会，而不是在刺激和投资的简单快活中肆意沐浴，错过结构调整的时机。

        在低速发展的紧日子之外，中国仍然面临着一个庞大的、正在老去的人口基数，大批的民生旧债需要偿还，这也是为什么政府要求各地机关都削减开支。

        中央提出“八项规定”，李克强对政府部门明确提出“约法三章”：

        “政府性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和改扩建，财政供养人员总量只减不增，‘三公’经费只减不增。”

        和遏制城市住宅房价相比，削减政府经费和勒紧官员的裤腰带，可能是更重要、更正确的一件事。

        和克强指数、视察棚户区时翻看垃圾箱等方式类似，李克强仍然和第一手材料保持着联系，他多次给自己创造见企业家、尤其是有创造力的、年轻的企业家的机会。

        2014年1月17日上午，李克强在中南海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经济、社会等方面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在四位企业家当中，来自互联网企业的就占了两位，分别是腾讯公司的马化腾和小米公司的雷军，马云有事没能到，不过会上大家也提到了他。

        参加了座谈会的一位人士向《博客天下》转述了当时的细节。马化腾对李克强的建议直截了当，比如4亿元以上的企业并购需要商务部批准，这是多年前制定的标准，现在4亿元以上的企业已经很多，审批又太慢。此外马化腾提到：“一个打车的软件……利用信息技术、减少空载率，降低大气污染，一出来政府就开始管了。”

        在此前不久，腾讯刚刚投资了嘀嘀打车，而阿里巴巴则投资了快的打车，两家软件都在各地车管所的管制面前有些尴尬，车管所的叫车平台直接参与和打车软件的竞争，同时又对打车软件清查甚至钓鱼。

        李克强当场让在座的相关官员“给一个报告”。他说：“政府确实有错位的问题，管了一些不该管的事。一个新的业态、新的事物发生了，本来可以看一段，甚至培育一段，但我们很快管的手段就上去了，就有可能把这个业态给遏制、甚至给扼杀了。”这一表态引发了打车软件行业春节前后的一场狂欢，在一些城市，软件企业的最高补贴达到了20元。尽管一直有官方媒体批评，认为最终用户会吃亏，但是软件装机量和使用率大大增加，司机和打车者都非常高兴。

        马化腾还提到了互联网企业之间侵权罚款太少，利用广电部门闲置的电信频段等建议。类似的，雷军在介绍了小米的情况之后，也向李克强建议，现行的规定是6%以上资金投入研发才被认定是软件企业，享受各种软件企业的优惠，目的是为了鼓励研发，而当一个企业做得成功之后，可能利润率上升就会失去软件企业的身份，这点上，他希望总理能够给予关注。

        虽然大多数互联网企业彼此之间有竞争关系，但是在面对“政府——企业”这样的关系时，他们会在照顾好自己的企业利益之余，为全行业争取和鼓呼，这一代企业家不再像旧式企业家只是简单的服从和支持，而是本身成为总理的参谋和专家，和本行业的管理者一起，成为李克强面对这个行业的手和眼。

        这固然需要新型的企业家，也需要新型的总理，智慧和勇气在这样的转变中是缺一不可的，他必须低调行事，在许多人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的情况下默默解开企业身上的束缚和绳索，让他们奔向市场经济的海洋中欢畅一游。

        这位说话简洁的总理和几十年前那个有主意的年轻人相比，有一点没有变。那就是他信赖减法，但不会允许规则被打破和践踏。

        这从他在《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座谈会结束时的总结即可看出。他既指出“政府既有错位的地方，也有缺位的地方，要坚决放开那些不该管的事情，”也强调“同时也要坚决管住该管的。政府当前必须加强监管，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措施要硬，要让企业感到公平”。

        他深知平衡的奥妙，右手推动市场，左手掌控公平。在允许市场大步向前的过程中，他时刻强调政府对公平的保障作用。那是只靠市场无法完全实现的任务。

        他撒开了一匹名叫效率的骏马，也给马套上了一副名叫公平的辔头。（记者 高诗朦 汤涌 张伟 黄旻旻 实习生 徐欧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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