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道铭落马前最后画面
在山西省煤焦产业链上的企业,正经历着历史上最艰难的时刻。随着前任山西省纪委书记金道铭的落马,其曾经主导过的煤焦反腐,正陷入多事之秋。一些备受关注的案件,正在被重新检视。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位曾经高喊反腐,也曾在煤焦反腐领域大展拳脚的省部级高官,终未能在这场利益牵绊中幸免。
过去十年,山西煤炭资源开发主体几经更迭,经历了从国有走向私营,再从私营被收归国有的反复历程。在此期间,行政调控权一直影响着资源获取、安全监管、整合等至关重要环节。也正因此,与煤炭相关的一些腐败行为,伴随着山西煤炭资源整合的过程中。
山西煤炭的黄金十年,既为当地带来了巨额财富,也为这巨额财富的分配创造了寻租空间。
这也让山西的反腐,始终摆脱不了与煤炭的复杂纠葛。
在中央反腐力度空前加强的背景下,山西在交出靓丽反腐“成绩单”的同时,也在努力建设煤焦领域惩治与预防腐败的长效机制。
反腐组长落马
2014年3月1日,新华网发布消息称,据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证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已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现正在按程序办理。
对于金道铭的落马,山西当地官场并不意外。山西省一位长期研究煤焦产业的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在山西官场,早有人预测,金道铭迟早要出事。但对于金道铭利用手里的权力为人开脱,还是令很多人惊讶。
山西官场中人对金道铭的一致评价是:胆子太大了,多大的案子都敢管,而围绕着金道铭的这些案件的共同特征,都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不同于其他人,金道铭曾经任职中纪委的特殊背景,被山西省内众多人所瞩目,而金道铭任职山西省纪委书记的几年,正是煤炭市场井喷,山西省煤焦领域内的大案要案不断爆发的几年。
金道铭长期担任煤焦反腐小组的组长,这使得他和山西省不断爆发出的贪腐大案多有牵涉。在已经公开的信息中,金道铭在白培中、张新明案中均有牵涉。
而在处理诸多腐败案中,金道铭在不同案件中的处理态度,呈现出明显的差别。在一些案件中,处理明显较轻,而在另一些案件中,又处理很重。宽严失当的状况,终于引起了山西省一些老干部的不满。在去年中央巡视组驻山西期间,正是这些老干部们联合起来向巡视组反映问题。
与煤炭或多或少的联系,是山西贪腐官员的共同特征。金道铭被查出,让很多人联想到了原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
侯伍杰是山西建国后因贪腐落马的第一位副省级以上的官员。从已经查出的案情来看,虽然侯伍杰的贪腐行为并没有直接与煤炭发生关联,但其主要的买官案中,仍然隐隐约约浮现出与煤炭黑金的瓜葛。一些向他行贿的官员,也牵涉到为煤炭矿主们充当保护伞。
在任职太原市委书记期间,侯伍杰接受时任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副局长邵建伟请托,希望能在其晋任太原市公安局局长的职位上给予帮助。侯伍杰先后3次收受邵建伟给予的10万美元和价值港币5万余元的手表一块。在早期,有不法人士充当煤矿的保护伞,山西警界一度曝出腐败案件。
作为山西省的主导产业,煤炭经济既为当地带来了巨额财富,而山西官场已被查出的贪腐行为多数和煤炭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黑金诱惑
煤炭资源的每一次洗牌,都意味着财富的重新分配,也预示着新的腐败高发期即将来临。在近十多年中,山西的煤炭资源完成了从国有走向私营,到从私营再度被收归国有的三步历程。
最早从国有走向私营的过程中,煤矿多数处于不景气中,尤其是负重较多、为机制沉疴所牵绊的国有企业。在世纪之初,为了激活山西的经济,山西省出台政策,鼓励民间资本入股煤矿。
一批民营企业借此机会,从政府手中获得了廉价资源。“刚转向私营时,很少有人愿意办矿,煤不好卖。”据一位煤炭行业人士透露,因为当时煤炭还是冷门货品,煤炭资源几乎是不要钱地让私营业主使用。
到2003年,煤炭市场逐渐回暖。煤炭价格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迅速走高,从最初的每吨几十元,发展到今天的800元。煤炭变得越来越值钱。
其后,国土资源部出台了煤炭资源有偿使用的文件。一个储量约为700万吨左右的煤矿,每年交的资源税款达800万元。
为了少交钱,个别矿主少报资源储量,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贿赂政府相关工作人员的现象。有些煤炭企业不仅少报资源储量,运营过程中,还拖欠、不交水资源补偿费和采矿权价款等费用。
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是,通过贿赂,煤矿主们得到或维持着继续采矿的权力。但贿赂出去的钱,一定会通过煤炭开采加倍赚回来。在贪腐行为的背后,是对监管的松懈,正是在这一时间段内,山西不断爆发矿难事故,带血的煤一度令山西的形象一落千丈。
2005年,出任山西省代省长的于幼军,有感于山西煤焦领域的问题重重,亮起了煤焦反腐的大旗。当时,于幼军在发言中称:非法违法煤矿的存在,是对法律尊严的践踏、对国家利益的掠夺、对人民群众的犯罪,是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毒瘤。
在于幼军的主导下,2005年9月,山西省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煤矿专项行动开始。这次专项行动,指向就是严查党政干部和执法人员在煤矿企业里坐地分红,通过家属、身边工作人员投资入股煤矿等腐败行为。
专项行动严查之下,一批违法违规的煤矿得到整治,一些涉嫌私挖滥采的煤矿陆续被关闭,诸多触目惊心的案件相继被暴露出来。
2008年,山西省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旗帜鲜明地将反腐方向指向煤焦领域,充分显示了在这一领域腐败问题的严峻。
一位长期关注当地能源问题的研究人士表示,山西在煤焦领域内的反腐,可以写一本小说。据其介绍,当时成立反腐败小组,中心思想其实是端掉一批煤矿,将清缴拖欠政府的资源价款列为首要任务。两年下来清缴金额达304.14亿元,2353名官员被查处,其中7名为厅局级官员。在这7人中,大同市原副市长王雁峰、大同市公安局原局长申公元,两人案发于同一个案件,被领导小组定位为典型大要案件。
不过,虽然清缴资源价款为山西带来了滚滚的财政收入,但贪腐的土壤却没有实质性改变。在很多产煤区的县市,基层政府向煤炭企业征收的税费,往往名目繁多,随意性很大。在征收或不征收、征收多少的范围内,腐败寻租空间仍然很大。
临汾是山西的煤炭重产区,两位副市长曾在此翻船,一位是苗元礼,在任时敛财达700余万元;另一位是周杰,在担任副市长时,还兼任临汾市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领导组组长,利用这项权力,周杰共收受贿赂及非法占有财物价值达270余万元。作为临汾市市长助理的张德英,也接受了私营业主12万元左右的礼金。
而此时,在山西一些重点产煤县市区,腐败开始从主管官员向下扩散,即使是一个科级官员,只要是和煤炭有关的部门,比如煤炭局、安监局、国土局等部门,便拥有对资源强大的调控权力,一旦寻租,其产生的利益甚至远高于一些省厅级官员。也有少数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隐秘地“入干股”、充当“保护伞”,甚至直接经营煤矿,形成“官煤勾结”。
反腐任重
以山西近十年的煤炭产业发展历史来看,这一基础性的能源产品,从其勘探和开采作为起点,在其产运销的链条上,产煤地的各级地方政府、掌握运力资源的铁路局、沿海港口,均有腐败的机会。
从煤炭资源配置开始,谁拥有开采的权利,谁就具有了一夜暴富的机会。可以说,分配煤炭资源开采权便是分配财富。从一开始,绑缚在一块煤上的利益,就由拥有配置权力的政府和企业所共享。
而企业要想坐享煤炭收益,也必须维系好与政府的关系。一些煤老板常常会选择通过各种管道向官员输送利益,最终形成利益共同体。所以,即便是2008年以来,山西重拳整治煤炭领域腐败,但官员“伸手煤矿”入“干股”、违规入股煤矿非法获利的案件仍层出不穷。比如,大同市南郊区口泉乡党委书记陈美等人,投资入股煤矿非法获利3050万元。
直接插手煤矿之外,一些官员则利用手中权力充当“保护伞”、“收黑钱放黑车”,如和顺县公安局副局长李文,涉黑非法经营获利450万元。
即便是煤炭资源纳入国有企业经营,同样存在腐败的空间。在已爆发的案例中,先后有国企负责人在煤炭生产、销售过程中,利用职权挪用公款、收受贿赂的案件,如山西焦煤集团原副董事长、总经理高玉斌利用职权在煤炭销售过程中受贿120万元。
而在煤矿整合中,因为政府权力过大,也同样出现了一系列贪腐案件,并伴随着巨额国有资产的流失,比如朔州市平鲁区区委常委、副区长罗瑞,原区经贸局局长赵勇在东梁煤矿的国有产权转让中审核把关不严,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煤老板们与部分政府官员的利益关系,则更加直接,诸如参股煤矿等花样翻新的利益输送,从未停止。这就是为什么山西蒲县一个县的煤炭局局长郝鹏俊,能在北京、海南等地有房产35处,家财达数亿元。
在煤炭市场最火爆的年景里,整个煤炭产运销链条上的各个环节,都分享了煤炭带来的利益。一个夸张的说法是,那时各大煤矿的门卫,都是人人羡慕的肥差,保安队长嫁女儿,宴席上全是货运公司老板和煤炭贸易商。
而反思山西在煤焦领域内十多年的重拳反腐。山西实业家协会会长刘道玉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煤炭作为重要的资源,在过去十年中,由于其历史性的紧缺,每次的出让就是一次财富的转让和重新分配。在这个过程中,部分有权力的官员,在资源调配过程中随意性很大。
山西也在努力寻求经济转型,但其以煤炭、焦化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短期难以改变。金道铭落马一个多月后,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申维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据悉,申的落马和他长期在山西任职经历有关,除指向其“染指”太原市房地产开发外,也和目前正在备受关注的一起山西能源并购案有关。
山西正在构建煤焦领域惩治与预防腐败长效机制,期望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在机制上予以保障。
如何落马| 媒体人:金被老干部合力举报
山西“房媳”事件曾在全国轰动一时。
昨日,运城市纪委内部人士刘阳(化名)透露,金道铭与孙太平一案有过交集。
孙太平就是“房媳”的公公。
公开报道显示,2011年运城市纪委调查认为,孙太平违规给儿子办录警手续,还对自己的档案作假。刘阳介绍,事情并非这么简单。早在2009年前后,就有人公开向山西省各级纪委举报孙太平。时任山西省纪委书记的金道铭下令彻查此事。
但孙太平的案件随后戛然而止。有传闻称,办案期间孙太平曾托人打理金道铭的关系。
该说法未经证实。刘阳表示,“确实停止了对孙太平的调查,领导说是上面的指示”。
昨日,新京报记者联系到了孙太平的举报人。举报人自称曾是孙太平的上司,他讲述,2010年10月,自己还收到过市纪委内部人士发来的短信,称将“双规”孙太平。
实际情况是,2011年,孙太平因伪造档案等被严重警告,从运城市财政局长退居二线。
另外,媒体人罗昌平昨日发表文章称,金道铭案的导火索之一,涉及山西焦煤集团原董事长白培中案。
2011年11月,白培中家中被抢劫,一审法院认定被抢金额达1078万元。该案牵扯出白培中有84万余元财物涉及违纪。该案的最终处理结果是,白培中被免职,留党察看一年。
罗昌平认为,“如此明显的经济问题仅以党纪论处,无法服众。而这一事件主导领导之一,正是金道铭。在中央第六巡视组入晋期间,省委省政府一群老干部对此合力举报。”
在中纪委系统履职14年
公开资料显示,金道铭1953年12月生,北京人,他的仕途也从北京起航,在东城团区委、北京团市委、监察部等多个部门任过职。
1993年1月起任中央纪委监察综合室副局级检查员、监察专员兼外事办主任。2006年8月,在中纪委系统工作了14年的金道铭,从中纪委驻交通部纪检组组长任上“空降”山西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后来成为山西省委副书记,兼任过政法委书记、省委党校校长等。
此外,金道铭还是中共十五届、十六届、十七届中央纪委委员,党的十七大、十八大代表,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今年1月22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发布公告,补选金道铭为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36天后,金道铭落马。在十八大后落马的副省(部)级以上官员中,金道铭是第二位在人大任上被查的,第一位是江西人大副主任陈安众。
从纪检系统的任职经历来看,此前落马的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则与其有相似之处。1982年起,他在四川纪委系统履职了14年。
落马前夜| 金道铭曾领导山西煤焦领域反腐 履新36天被拿下
据《山西日报》报道,1月22日下午,山西省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省领导袁纯清、李小鹏、薛延忠、金道铭等出席并在主席台就座,会议补选金道铭为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月25日,山西省党风廉政建设干部大会举行,省纪委十届四次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同时召开,彼时金道铭还担任着山西省委副书记一职。
金道铭最后一次露面是2月24日,当天中央第六巡视组向山西省反馈巡视情况,会后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立刻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整改落实工作,金道铭也出席了会议。
官员简历
金道铭 男,满族,1953年12月生,北京市人,197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0年7月参加工作。
1970.07 北京市东城区城建房管局工人
1972.12 共青团北京市东城区委干部、组织组负责人(其间:1974.05-1975.05北京市怀柔县沙峪公社下放劳动)
1993.01 中央纪委监察综合室副局级检查员、监察专员兼外事办主任
2002.02 中央纪委驻交通部纪检组组长、交通部党组成员
2006.08 中共山西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
2010.09 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
2014.01 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委党校校长
山西反腐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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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轮巡视还会查出多少“老虎”?
二轮巡视,还会查出多少“老虎”?目前,去年10月底启动的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已接近尾声,至昨日,已有9个巡视组通报了在巡视点发现的问题。
据新京报记者统计,自第二轮巡视启动后,在山西、吉林、安徽、湖南、广东、云南等6个巡视点,共有17名官员被调查,8名官员受处分。
其中,两名被处以党内严重警告的官员—梅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钟勇生、政协主席李金元,系中央巡视组交办给广东省纪委的线索。
据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本月26日消息,广东省纪委根据群众来信举报和中央巡视组交办,查出钟勇生曾通过李金元等人,为自己儿子办理虚假人事调动手续、违规获取公务员身份。
其他23名被调查、被处分的官员,是否与巡视组有关?目前纪委等部门还未发布相关消息。
除金道铭外,其余22人均为厅局级,包括广东省国税局原局长李永恒,广州市原副市长、增城市委书记曹鉴燎等。最早被调查的是广东省惠州市政协副主席邓炳球。广东省纪委去年11月30日通报,邓炳球“因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此时中央巡视组进驻广东约一月。
据中纪委此前通报,去年中央巡视发现了6名官员的违法违纪线索,他们是: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江西省人大原副主任陈安众、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副总经理戴春宁。
分析
部分官员履新不满一年被查
中央纪委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全国共计182038名领导干部被处以党纪政纪处分。据媒体公开报道统计,十八大以来,包括李春城、刘铁男、蒋洁敏等21名省部级高官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落马。其中,中共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祝作利及金道铭,都是在本月落马的。记者根据公开报道整理发现,在21名落马高官中,8人在政协或人大系统任职时被查。
其中,政协系统任职6人,分别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杨刚、四川省政协原主席李崇禧、广西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祝作利。人大系统任职2人,分别是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以及此次落马的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
在上述8人中,有5人在政协或人大任职不到一年即被调查。其中,任职时间最长的是李达球,于2008年1月当选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任职时间最短的则是金道铭,就任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仅36天。
“59岁现象”腐败频出
同时,这8人均为20世纪50年代生人,刚过60岁,或即将满60岁,只有童名谦最年轻,被调查时为55岁。
社科院日前发布的法治蓝皮书也显示,2013年查处的公职人员中,51岁至60岁年龄段人数最多,占总人数的53.7%,“59岁现象”明显。据了解,“59岁现象”是指公职人员在临近退休年龄之际,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贪腐的现象。根据中纪委监察部公布的案件数据,被查处公职人员年龄最大的64岁,最小的39岁。
实际上,已在政协、人大任职后落马的官员,不仅仅是省部级高官。
据中纪委网站消息的不完全统计,仅今年以来,1月20日,河北省人大常委、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省委原常务副秘书长梁树林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被调查;1月22日,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罗长刚被立案调查;2月10日,湖北省鄂州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刘沐珍被调查;2月24日,山西省政协常委、省地质勘查局原局长安俊生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等等。
解读
二线官员被追责能体现反腐决心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介绍,过去官员退居二线后,能不追究的就不追究了,但现在情况大变,“退到二线后并不等于万事大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你有贪腐问题,不管涉及到什么人、什么职位,都会一查到底,这也体现了中央的反腐决心。”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介绍,退居二线的官员已经离开了权力的漩涡和制高点,这也就便于抓捕,那些正在权力巅峰掌握实权的官员,因为可以动用各种资源,其规避性也很强,可能相对不太好抓,这些官员仍需关注。
“这么多高官的被查,说明反腐的力度在不断加大。同时这些高官的被查,也会牵涉到其他更高的高官。”李成言表示,有时是一个利益链,不可避免会带来更大高官腐败的问题,“这就告诉我们,可能还会有大老虎将会浮出水面。现在的所有行动也是我们加大反腐力度的一种必然要求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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