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审理减刑、假释案件由过去的那种执行机关报请、法院审批行政化的审批模式正式变成了按照案件特点进行审理的一种审判程序。”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 宫鸣
4月29日,高人民法院举行《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新闻发布会。
最高人民法院今日公布《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统一、规范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增强公开、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确保减刑、假释的质量,切实防止司法腐败。《规定》自2014年6月1日起施行。
要点:
减刑、假释案件一律在立案后5日内依法向社会公示
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修改发布的《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2012年减刑假释司法解释》)第25条确立了审理减刑、假释案件的公示制度,但该条所确立的公示制度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公示的范围主要为罪犯服刑场所,与执行机关报请前的公示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公示作用有限;二是该条未明确公示的具体时间,实践中有的法院在立案之后,合议庭评议之前予以公示,有的法院则在作出裁定后公示;三是未规定公示的具体期限,导致各地做法不够一致。针对上述问题,《规定》第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应当在立案后五日内将执行机关报请减刑、假释的建议书等材料依法向社会公示。”所谓向社会公示,原则上应当通过互联网公示。同时,《规定》还明确了“公示期限为五日”。
明确审理减刑、假释案件的合议庭成员可以包括人民陪审员
刑法第79条和第82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减刑、假释案件,但未规定合议庭如何组成。《规定》第4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应当依法由审判员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从而明确了可以邀请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理。在减刑、假释案件审理中引入人民陪审员制度,有利于人民陪审员代表社会公众更深入地了解和参与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拓宽了公众的参与渠道,确保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更加公开和透明。
明确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应当全面考量罪犯执行期间表现、犯罪具体情节、再犯罪危险性等情况
减刑、假释案件不同于普通刑事案件,审理内容自然也不相同。针对这一问题,《规定》第5条第一款规定:审理减刑、假释案件,除应当审查罪犯在执行期间的一贯表现外,还应当综合考虑犯罪的具体情节、原判刑罚情况、财产刑执行情况、附带民事裁判履行情况、罪犯退赃退赔情况。第二款就如何考察拟假释罪犯再犯罪危险性问题进行规定,除第一款所列情形外,还应综合考虑罪犯的年龄、身体状况、性格特征、假释后生活来源以及监管条件等,有利于人民法院在审理假释案件时予以全面考量。第三款特别针对假立功问题专门规定:执行机关以罪犯有立功表现或重大立功表现为由提出减刑的,应当审查立功或重大立功表现是否属实。涉及发明创造、技术革新或者其他贡献的,应当审查该成果是否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独立完成,并经有关主管机关确认。
进一步明确六类减刑、假释案件必须开庭审理
对减刑、假释案件实行开庭审理,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信任;有利于人民法院在审理减刑、假释案件时听取来自监狱、罪犯及同监区罪犯等多方面的意见,最大程度地实现案件审理的公平、公正。《规定》第6条规定,对6类减刑、假释案件,应当开庭审理:1、因罪犯有重大立功表现报请减刑的;2、报请减刑的起始时间、间隔时间或者减刑幅度不符合司法解释一般规定的;3、公示期间收到不同意见的;4、人民检察院有异议的;5、被报请减刑、假释罪犯系职务犯罪罪犯,组织(领导、参加、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罪犯,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犯罪罪犯及其他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或社会关注度高的;6、人民法院认为其他应当开庭审理的。
明确规范减刑、假释案件开庭审理的参与人员、场所和程序等事项
《规定》第7条至第13条明确规定了减刑、假释案件开庭审理的具体要求。在庭审参与人员范围上,《规定》第7条除明确要求必须通知“人民检察院、执行机关及被报请减刑、假释罪犯参加庭审”外,还规定可以根据需要通知证明罪犯确有悔改表现或者立功、重大立功表现的证人,公示期间提出不同意见的人,以及鉴定人、翻译人员等其他人员参加庭审。《规定》第8条根据减刑、假释案件本身的特点,对开庭审理的场所进行了规定,即“应当在罪犯刑罚执行场所或者人民法院确定的场所进行。有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视频开庭的方式进行”。第10、11、12条设计了符合减刑、假释案件自身特点的运行步骤,不再分为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几个阶段,并明确了合议庭成员及各庭审参加人的提问、举证、质证等权利。此外,第13条对能够当庭宣判的应当当庭宣判提出了要求。
针对目前减刑、假释案件书面审理时实质审查不够的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针对目前减刑、假释案件书面审理时实质审查不够的问题,《规定》第14条、第15条专门对书面审理进行规定:一是规定合议庭人员可以就被报请减刑、假释罪犯是否符合减刑、假释条件进行调查核实或者听取有关方面意见;二是强调书面审理的减刑案件可以提讯被报请减刑罪犯,书面审理假释案件,应当提讯被报请假释罪犯。
进一步规范减刑、假释裁判文书的形式和内容
《规定》第16条、第17条从减刑、假释案件处理形式及裁定书内容上作出进一步规范。第16条改变了以往不同意减刑、假释时可以用“决定”处置或者将案件退回的做法,规定对不予减刑、假释的,应以裁定的形式作出,以体现人民法院文书的严肃性。第17条明确了减刑、假释裁定书的具体内容,并强调“裁定调整减刑幅度或者不予减刑、假释的,应当在裁定书中说明理由”,以体现裁判文书的说理性。
明确规定减刑、假释裁定书应当通过互联网向社会公布
《规定》第19条规定:“减刑、假释裁定书应当通过互联网依法向社会公布。”减刑、假释裁定书是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互联网公布减刑、假释裁定书是人民法院裁判文书公开的重要内容。该规定进一步增加了减刑、假释案件的透明度,使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能够更好地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答问:
行政化审批模式变审判程序
记者问: 我的问题是,该《规定》与2012年减刑、假释的司法解释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宫鸣: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在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基础上进行修改,重新公布。也就是2012年减刑、假释司法解释。这个司法解释主要是关于实体性内容的解释。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实体性司法解释”。这次我们发布的《规定》叫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是专门规定减刑、假释案件如何立案、如何公示、如何开庭以及如何书面审理、如何送达等具体程序性的规定,所以也被称为“程序性司法解释”。但是大家可能发现,前面我们称之为“实体性司法解释”其实也是有一些程序性规定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程序还没有完全总结出来,只是做了部分规定。这次程序性的司法解释是对减刑、假释案件审理做了一个系统性的比较全面的规定。它也标志着我国审理减刑、假释案件由过去的那种执行机关报请、法院审批行政化的审批模式正式变成了按照案件特点进行审理的一种审判程序,这个司法解释出台以后,必将和前面讲的实体性司法解释一样,分别从实体上和程序上共同保障减刑、假释案件办理的公正、合法。
记者问:这次新的司法解释与3月14号最高法院召开的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指导意见视频会议上提出的“五个一律”的工作要求有什么关系?
宫鸣:3月14号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关于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指导意见的全国视频会,同时在视频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五个一律”的工作要求。“五个一律”的工作要求就是把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程序中关键的几个节点提炼出来,提出刚性的要求。这些节点是下级法院在审理减刑、假释案件中总结经验找到的几个关键环节,也是我们针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采取的有针对性的措施。抓住了这五个关键的节点,就要强调从严掌握,要体现出严抓、严管、严控、严防的要求。因为对于程序性的规定,必须认真严格执行,如果认识上产生懈怠就会带来执行中的松懈,使执行中放宽把握。有时候恰恰是因为在执行中的变通和放松,使得有违法犯罪企图的人有机可乘,因此就必须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我们提出在这五个关键环节中要一律从严把握。“五个一律”和我们今天公布的司法解释,它的主要内容都是关于程序上的要求,“五个一律”的内容也体现在这个司法解释当中,可以说两者的目标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确保减刑、假释的公开公正,最终也是确保减刑、假释案件的质量。
发现法院工作人员违纪违法行为从严追究责任
记者问:想请问现在出了“五个一律”的工作要求,又出了新的司法解释,下一步最高法院在具体工作中如何保障这些新的规定能够得到落实,有什么更严厉的举措?还有,如果您有特别值得推荐的案例,有没有比较典型的,给我们推荐一下。
宫鸣: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采取以下这些措施保证“五个一律”和有关措施的执行。第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比如根据中政委的意见中关于对部分职务犯罪罪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实行备案审查的要求,我们下一步要下发《关于对职务犯罪罪犯实行备案审查的通知》,就备案审查的具体程序要求予以明确。同时我们考虑到新出台的司法解释以及“五个一律”均主要为程序性的规定,对于实体方面下一步还要根据审判实践的经验和提出的问题,对2012年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也就是刚才说的实体性的司法解释再进行必要的修改。
第二,要建立常态化的监督检查制度。我们要以三类案件为重点,最高人民法院每年要组织全国性或者区域性的检查,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启动,重点检查职务犯罪罪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比例是否明显高于其他罪犯的相应比例,各高级人民法院也将根据本辖区的情况建立相应的监督检查机制,并且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在监督检查中发现问题的要坚决予以纠正,发现法院工作人员在办理这类案件中有违纪违法行为,甚至构成犯罪的,一律移送纪检监察部门或检察机关从严追究责任,追究责任的情况还要向上一级法院报告,涉及其他机关工作人员违纪违法的也要及时移送有管辖权的有关部门处理。
第三,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我们要更加主动地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积极协助刑罚执行机关修改罪犯的计分考核制度。
第四,建立全国性的公示公开网络平台。最高法院已经着手在人民法院网上建设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的信息平台,这个平台建好以后可以实现全国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的信息联网,在这个平台上不仅可以进行立案公示、开庭公告、裁判文书公开,而且可以了解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工作动态,查询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
第五,我们要加强队伍建设,完善机构设置,充实人员力量。新出台的司法解释、“五个一律”的工作要求以及中政委的意见,都对办理减刑、假释案件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减刑、假释的工作任务将更加繁重,压力会进一步增大,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我们必须使广大从事刑事审判监督工作的法官坚定理想信念,用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武装头脑,依法办案、廉洁自律,不断提高法律理论水平和办案能力。与此同时,为了改变目前“案多人少”矛盾尤为突出的现状,人民法院将按照中政委关于“审判机关应当建立专门的审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的审判庭”的要求,及时完善相关机构设置,充实配备符合工作要求的高素质人员力量,以确保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工作顺利开展,努力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
第二个问题,你说的案例,可能过去媒体上已经报道过,比如说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新疆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河北省的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这些法院都开展了对报请减刑、假释案件的公示,特别是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是在互联网上进行公示的,在今年3月广东高院网上公示的一批案件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其中有一个拟减刑罪犯是原广东省统战部的副部长,他的情况公示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关注,审理案件时法院严格把关,最后将这个案件退回了报请机关,没有做出减刑的裁定。
对官员的减刑、假释采取更严格的标准
记者问: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减、假、保案件,我想问一下今后人民法院是否更多地开庭审理。第二个问题,尤其是针对官员腐败案件,举个例子,他如果被判处了无期徒刑的话,现在有了这样一份新的规定以后,假如他再申请减、假、保之类这一系列的情况,在审查和执行的过程中跟以往相比会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呢?
宫鸣: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更多地开庭审理的问题。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刚才新闻发言人也介绍了,对于开庭案件的范围有了进一步的规定,应该讲开庭审理案件的范围更广了。在具体的开庭审理当中,减刑、假释案件和一般刑事案件不一样,我们这次就针对减刑、假释案件的特点设计了更适合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程序,重点审查、核实罪犯的悔改表现,增加了检察院工作人员和执行机关工作人员对罪犯实际表现的审查。过去由于减刑、假释案件比较多,在开庭场所的选择上,很多法院选择在监狱开庭,就造成一般的公众想去旁听有所不便,这次我们在司法解释以及“五个一律”的要求中,强调要更加主动的公开。所以在“五个一律”里有一条是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其他方面的代表来旁听。主动邀请实际上是要体现主动的接受监督,增强庭审公开的效果,以公开促公正。另外,针对减刑、假释案件开庭的特点,很多地方还推行了视频开庭,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罪犯押送不便以及监狱和法院距离太远带来的审理不便等问题。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工作中就使用了高清摄像设备,组成了一个便携式的巡回数字法庭,效果还是很好的,这样也可以使我们邀请的代表不必长途奔波,在法院就可以看到对罪犯的审理情况。这些措施的执行,都会促使更多的减刑、假释案件得到开庭审理。
第二个问题,对官员的减刑、假释等会有什么不同。这要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来说。
从实体上来讲,根据中政委意见的要求,对于职务犯罪罪犯的减刑、假释采取了更严格的标准。这里我要先解释一个问题,法律和司法解释关于减刑起始时间、间隔时间以及罪犯实际服刑时间的规定,都是按照最低要求来表述的,比如说“服刑三年以后方可减刑”,是说罪犯至少要服刑到这个年限才可以减刑,但在实践中我们发现有的地方把这个问题理解成到了这个期限就必须减刑,这个理解是不对的。关于职务犯罪罪犯的减刑问题,在2012年减刑、假释司法解释的基础上,中政委的意见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比如说对职务犯罪罪犯如果判处的是无期徒刑,他必须服刑三年以上方可减为二十年以上二十二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注意这里讲的是“方可减刑”,不是说他到了三年就一定减刑。减为有期徒刑以后,一次减刑不超过一年有期徒刑,两次减刑之间应该间隔两年以上,这是实体上有了进一步的要求。
除此之外,新司法解释和中政委的意见都对职务犯罪罪犯的减刑、假释条件做了进一步的严格限制,比如说有重大立功表现的认定,其中有一条是“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的”,要认定为重大立功表现,这个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必须是罪犯在服刑期间独立完成,并经国家主管部门确定的发明专利,而且不包括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如果按照法律规定“对国家和社会有其它重大贡献”认定为重大立功表现的,这个重大贡献必须是罪犯在服刑期间独立完成并经国家主管部门确认的劳动成果。
此外,我们在对职务犯罪罪犯减刑、假释的实体把握方面还要注意,对于服刑期间利用个人影响力和社会关系等不正当手段企图获得减刑、假释机会的,不认定该罪犯有悔改表现,也就是说在考核时这不是加分的因素,是必须减分的因素。
在程序规定方面,就如刚才新闻发言人所介绍的,这次我们对于减刑、假释程序,在五个节点上都要从严控制,特别是前面四个节点,强调对于减刑、假释要一律公示,对于“三类罪犯”(包括职务犯罪罪犯)的减刑、假释案件要开庭审理,对于职务犯罪罪犯的开庭审理要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有关方面来出席旁听,减刑、假释裁定做出之后要公示。以前的公示一般是在服刑场所进行,这次我们设计的公示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公示走出了高墙之外,向社会公示。最高法院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信息平台搭建以后就要上网公示。社会公示对于严格规范职务犯罪罪犯的减刑、假释是能够产生很大的监督作用的。
背景
“五个一律”工作要求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介绍,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与普通刑事案件存在较大差异,例如由刑罚执行机关报请、实行一裁终结等。关于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程序,刑法、刑事诉讼法中有一些原则性规定。《2012年减刑假释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刑诉法解释》)对于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作出了一些规定,但在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组织、审理范围、开庭审理和书面审理要求等方面没有作出具体规定,实践中亟需进一步完善。
为了防止减刑、假释领域的司法腐败,有效提升司法公信力,在最高人民法院指导下,一些地方法院试行采取听证或开庭审理方式办理减刑、假释案件。2010年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对减刑、假释案件应采取书面审理和开庭审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后又多次重申对于部分影响重大和社会关注度高的减刑、假释案件应开庭审理的要求。各地法院高度重视,一些高级法院制定了开庭审理的操作性规定,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但对于开庭审理的具体操作尚存在做法不相同、效果不明显等问题,书面审理案件的程序也不完全统一。为此,规范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已势在必行。
中央政法委于2014年年初出台的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中央政法委指导意见)中,对严格减刑、假释案件的程序规定提出了很多新的更高要求。2014年3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召开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指导意见视频会议,提出了“五个一律”的工作要求,即“凡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一律在立案后将减刑、假释建议书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申请书等材料依法向社会公示;凡是职务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金融犯罪罪犯减刑、假释案件,一律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凡是职务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金融犯罪罪犯减刑、假释案件的公开开庭,一律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有关方面代表旁听;凡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的裁判文书,一律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依法公布;凡是法院工作人员在办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中有违纪违法行为甚至构成犯罪的,一律依法从重追究责任。”“五个一律”的工作要求,抓住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程序运行中的关键节点,提出了明确的执行要求,核心是坚持阳光司法,以公开促公正,以透明保廉洁,体现了人民法院以最坚决的意志、最坚决的行动,扫除司法领域腐败现象,坚决清除害群之马的坚强决心。
综上所述,最高人民法院在认真总结各地法院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实践经验基础上,经过反复调研论证和广泛征求意见,制定出台了本《规定》。(据最高人民法院网站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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