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对冤案当事人的救济方式，多限于赔偿，而系统化、立体化的善后救济则不彰。

　　5月9日，赵作海出狱四周年。作为代表冤案“符号”的他，获释后的命运际遇再度受到关注。4年里，他做过公民代理人，却发现很多事“管不了”；曾陷入传销，65万赔偿款的四分之一没了；曾开了小旅馆，没多久赔钱倒闭。现而今，他被儿子赶出家门，做起了环卫工。“社会比监狱复杂”，接受《新京报》采访时，他这样感慨。

　　“翻转的人生又回到起点”，有人如是概括赵作海的命运轨迹。历经11年冤狱之灾的他，尝试找寻自己的社会存在感，却在“复杂社会”围墙下屡屡碰壁。对此他归结为：“蹲监狱，和社会脱节了十来年”。这不乏合理性：他的“乱码人生”，固然有他个人性格等方面的原因，但“入狱-封闭-脱节”的因果链，将其命运导入“不入流”中。

　　这不是赵作海的“独家”遭遇，而是一个群体境遇的投射：从佘祥林、张氏叔侄到“川版赵作海”王本余，“后监狱时代”的生活都呈现出种种错乱。如佘祥林，出狱后做过啤酒销售，开过饭馆，也被朋友骗过，他“努力想跟上这个社会”却发现力不从心。还有王本余，蹲了18年狱后，他父母去世、养女远离，成了孤家寡人。冤案打乱了他们生活的既有节奏，这就像《肖申克的救赎》里，蹲狱多年的老布无法适应外面生活，选择自戕。

　　应看到，沉冤昭雪、善后赔偿，确实是对这些冤案当事人的慰藉。但时下对蒙冤者的救济方式，方式仍太单一，多仅限于赔偿。对某些地方政府来说，赔偿还是以当事人“保证不再找麻烦”为前提的，所谓善后，不过是跟冤案负面影响切割的别称。

　　而这，显然吁求对冤案当事人救济的立体化，而不是赔钱了事。这种妥善救济，不只是短促的专业心理辅导、医治，抑或指导其再就业，还包括存档基础上的重点关照、“跟踪式服务”，帮助他们在“社会化加速”中，恢复生活信心。

　　有美国学者的研究显示，犯人出狱之后，大致都会经历“兴奋期-失望期-重新定位期”。在此期间的积极型救济尤为重要，否则他们容易变得沮丧，甚至重蹈此前覆辙。基于此，英美等国家在犯人出狱后，常会采取一系列举措，如“社区恢复中心”“过渡中心”等类似机构为其提供“全程关怀”。冤案主角与犯人有别，但同样的蹲狱经历，也决定了救济形式上的相似性。

　　对冤案主角们来讲，他们的蒙冤入狱经历，出狱后生活脱节的焦虑，都会导致其情绪的易波动。这也内含着复合式权利诉求：政府对其的帮扶，应更系统化，也该置于广义补偿的框架下，更为持续。而社会，也该向其伸出公益援助之手。

　　尽管说，赵作海们在社会中终究是极少数，可他们本都不该如包袱般被抛弃。既然其跌宕命运烙上冤案印记，他们就理应被针对性救济的阳光照到——对政府而言，这与其说是人本关怀的触角延伸，不如说是对“公权力伤害”的责任代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