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为民请命写报道，到选择“缴械”沉默，再到在江永“违规进人案”中被逼着发声，熊国剑的遭际，折射出当地官场劣币文化之弊。

　　熊国剑在湖南江永曾以仗义执言闻名，作为官员的他，年轻时曾写过多篇为民请命的新闻报道。在那之后，但凡江永有负面新闻发生，民间和官方总认为是熊国剑干的。在2003年后，成为交通局副局长的熊国剑却一改往日刺头形象，再未写过一个字的批评报道。但他不久前因江永“违规进人案”被再次“逼上梁山”。当地许多人猜测，是熊国剑引爆此事。虽然自己并非那个举报人，但为“保护自己”，他选择了尽可能将此事公开。

　　如果像马丁·路德·金所说，“历史会记录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那历史也必将记录，一个不愿过度沉默者的遭际。不论是屡屡陷入“自证清白”的尴尬，还是因得罪官场而感到的害怕，熊国剑的经历，展示的正是他作为“体制内不良现象反对者”的艰辛与苦涩。

　　我们看到，再次被“逼上梁山”的结果，是熊国剑在江永的处境越发艰难。他受访时就说，“我真的压力很大，最痛苦的是精神上的孤独。”这发人深省：一种不愿意“沉默”的选择，为何只剩下旷野呐喊式的悲壮？

　　这样一个官员“记者”的艰涩经历，正是当地官场的现实镜像。它让我们看到，一些“庸常的恶”如何在无形间形成利益共同体，并使得“恶”成为可以接受的潜规则，而与之相对的善则成众矢之的。据了解，在江永官场，不少人对因“违规进人案”而被查处的官员充满同情；在此案最初被举报时，违规案件本身没成为焦点，江永官场却一致聚焦于“谁是举报者”这个问题上。这导致江永官场暗流涌动，也使得几个怀疑对象苦恼不已，纷纷借机表明清白。

　　仅从这场追查“内鬼”行动来看，不难发现这地方的官场文化有着怎样的价值错乱。熊国剑不可能成为这种官场文化当中的英雄，只能成为“异类”。如果说，正是这样的一种现实，使得年轻的熊国剑一度仗义执言，那也同样是这样一种现实，使得他数年间选择“缴械”沉默，更是这样的一种现象，最终逼得他不再沉默。

　　作为官员“记者”的熊国剑的确是一个样本，让人可一窥某种劣币文化的积弊。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这种不良现象太普遍了、太严重了，好像不良现象就变成了体制。其实体制内还是有不少好人，只是好人都沉默了。”或许有人会说，熊国剑在当地官场感到的孤独，是一种局限，因为他还有舆论支持。但这不免失之矫情。要知道，使熊国剑沦为异类的畸形环境，恰恰是一种负能量的自我强化。

　　而要避免让不良现象嵌入一些地方官场规则内部，要让熊国剑们不复成异类，关键在于行政治理要重新找到与民众利益相同的共同体，找到法治的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