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农妇被弃乡政府死亡 或因超生没有享受低保

　　湖南武冈农民艾绍金，为上低保，将生活无法自理的妻子邓元姣抛到乡政府办公室里。数日后，邓元姣去世。艾绍金一家的低保到底为何申请不上？是当地政府在低保认定上存在问题，还是他家的困难程度确实不够？

　　记者赶赴当地调查。

　　为啥吃不上低保？

　　湖南邵阳武冈市晏田乡向东村坐落在大山的半腰上。山间多雾，雾中的村落，如同一道待解的谜题。

　　艾绍金的家是一栋外墙简单涂抹了水泥的红砖平房，一层、三间。客厅正中是邓元姣的遗像。客厅两旁，各有一间房，胡乱摆放着杂物和破旧的衣服。两间房各有一张床，床上连被褥都没有。艾绍金说，他就住在这里。

　　然而，这间房的左侧，是艾绍金两个儿子新建的红砖楼房，大概5间宽、盖了两层，尚未完工。新房子的二层还没装窗户，留着3个大窟窿，外墙还是光秃秃的，什么都没刷。但是相对于村里不少破旧失修的砖瓦房、木头房，也算得上中等的房子了。

　　艾绍金说，两个儿子现在又去外省打工了。几年前，一共生下两个孙子和两个孙女后，两个儿媳妇相继离开了这个家。

　　“没有低保，就活不下去了。”艾绍金说。他说，现在家里连粮食都没有。媳妇到乡政府每天能管一顿饭，“当时如果给我50元，有钱去买米吃，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然而，当地村民徐继田却透露了一个细节：艾绍金3次“抛妻”，都是租他的车，车费每次200元，到地即付。艾绍金向记者证实，确实为了租车花了600元钱。

　　武冈市民政局认为，艾绍金家两个儿子外出打工，大儿子月收入3000元，小儿子月收入2400元。这些情况都是艾绍金以前自己提供的。此外，艾绍金家还种了5亩地。合起来算，他家里共有9口人(邓元姣活着的时候)，人均月收入达到600多元，远超当地人均月收入165元的低保线。武冈市民政局副局长苏是全还说，除了月收入超标以外，艾绍金家还有彩电、洗衣机、摩托车以及牛、猪等牲畜，并不符合低保标准。

　　对于民政局的说法，艾绍金不同意。他说，去年旱灾，家里只收了1000多斤玉米，喂牲口都喂完了。大儿子打零工，收入只够孩子上学和自己糊口。小儿子月收入只有1800元，每个月只给家里寄200元。而且，刚修的新房花光了两个儿子的积蓄。去年老伴瘫痪以后，家里情况雪上加霜。

　　在艾绍金家中，记者看到了彩电、洗衣机以及摩托车头盔。艾绍金也承认，家里养着牛和猪。而根据民政部的有关规定，低保的认定标准包括“家庭财产”，新房等显然在其列。

　　邵阳市有规定，因病、因残、因丧失劳动能力，或者因生存环境恶劣导致家庭陷入贫困需要救助的，可以享受低保。艾绍金一家，是否属于妻子大病之后，陷入贫困亟须低保呢？

　　苏是全说，去年4月，邓元姣因脑溢血住院，花费医疗费43716.32元，新农合报销30123.79元，艾家自己承担13592.53元。“他家的情况并没有严重到需要纳入低保。但是鉴于他家确实困难，政府给他发放了2500元的临时救助款。”

　　对此，艾绍金表示，自付费用不止13000多元，得有18000多元，对于其他数额，他没有异议。

　　那么，两个儿子的收入究竟是多少，给家里能补贴多少呢？

　　记者提出联系艾绍金的两个儿子。艾绍金说，大儿子没有电话，他也没有二儿子的电话号码。

　　低保跟超生挂钩没？

　　在武冈，低保分了3个档次：90元、105元、115元。低保按人头发放。如果艾绍金家评为低保户，他家按9口人算，每个月可以拿到810元、945元或1035元。

　　艾绍金说，政府不给低保，开始也没说他家收入高、不够格，只是说他家超生。他说：“2008年开始，我给二嫂申请低保，一直没申请上。去年老婆出事了，我才开始给我家申请。但是村里和乡里一直说二嫂和我家都超生，不能领低保。”

　　对于艾绍金一家的情况，村支书彭兰英认为，村里低保户，绝大多数都比艾绍金家困难。低保户是党员小组投票选出来的，大家不选他，是觉得他不够困难。

　　彭兰英、村主任邓向东、晏田乡人大主席马清平都告诉记者，当地没有低保挂钩超生的政策，只是村里的党员代表、小组长们会觉得，超生违反国家政策，所以评选低保时，会不投超生户的票。当问及向东村的低保户里有没有超生户，彭兰英和邓向东态度模糊，最后都说：“不太清楚。”

　　武冈市政府表示，从湖南省到邵阳市再到武冈市(县级市)，都没明文规定低保和计生挂钩。民政局副局长苏是全说，在实际操作中，如果低保户超生，基层工作人员会视作其有隐形收入可以负担生育成本，可能会影响享受低保。

　　武冈市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干部说，当地计生工作压力很大，不少基层工作人员误解了省上“超生者不能享受民政奖励优惠政策”的条款，认为低保也是优惠政策，但这是错误的。

　　记者采访时，武冈市市委、市政府和民政局表态：基层若存在低保和计生挂钩，属于工作偏差，要马上纠正。低保方面若有违规，将予以纠正并严厉追责。

　　死亡责任如何认定？

　　邓元姣的死因，艾绍金一家和当地政府至今没能达成共识。

　　法医的尸检报告认为，家属不同意尸检，所以无法确定颅内出血的性质。“不用尸检，看监控就能知道了。”艾绍金说，“我一直要求看监控，但是他们不给我看。”

　　在邓元姣出事的办公室，并没有监控。只有乡政府大门口有4处监控。所以监控并不能提供死亡的具体原因。死亡现场已经无法还原了。但双方已经签订了调解书。调解书显示：经调解，当地政府以困难帮助金的形式，补助了4.6万元。艾绍金和两子一女，都已签字表示同意。

　　因处理不力，当时的晏田乡党委书记何雪峰已被免职。

　　但是，将邓元姣弃于此地的，是她的丈夫艾绍金。当时，邓元姣除了瘫痪、没有生活自理能力外，已经口不能言，无法表达自己的意志，只能听从丈夫的安排。有乡政府干部告诉艾绍金，你把老婆扔在这里，出了事要负法律责任的，把她接回去吧。艾绍金拒绝了。

　　武冈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李晓清说：“公安部门仍在调查，没看到全部材料之前，我们不能先下判断。等公安部门把材料报送我们，我们综合所有材料的情况，才能决定是否应该以‘遗弃罪’提起公诉。”

　　京剧《宋士杰》中，讼师为告状者写状纸，往往要加上几笔夸大情况的话，这叫“牛吃房上草，风吹千斤石；一字入公门，不赖不成词。”

　　艺术源于生活。现实中，有这样一条路线图：“诉求者以非常手段‘维权’——舆论一边倒施压——政府被迫灭火”。这样“维权”，社会成本巨大。非常手段本身会造成不可测后果，破坏正常路径，还会鼓励“大闹大得”。因为不尽属实，每次“悲惨故事”的传播，对政府公信也都是不小的伤害。

　　事态的复杂性在于，维权者往往有令人同情的身份，有可怜悯之处，也不乏合理诉求。所以，必须条分缕析，还原事实，辨别“赖词”和实情。既要充分考虑到其困难情况，满足合理的权益诉求，又不纵容过分的个人欲望。这为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课题。

　　——编 后

　　本报记者 蒋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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