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清理5千余家黑诊所 以药养医或助长其成长

        医院和诊所原本是救死扶伤的地方，人命关天。但是，一些没有经营许可证，大夫没有执业资格证，卫生环境差，药品来路不明，把治病当成了赚钱的生意的黑诊所却在全国“遍地开花”。虽然全国各地屡屡重拳整治却始终无法根除，记者通过走访调查发现四大原因为黑诊所提供了所需的“生存环境”。

        这些“黑诊所”所处的位置大都是聚集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城中村，并处在村内人流量较大的路段，内部一张桌子和沙发的布局也基本保持一致。

        黑诊所的整治行动，历来都是国家卫生部门整治的重点。然而，黑诊所就如同打不死的“小强”般，在整治结束后又会死灰复燃。

        虽然官方从未公布具体数字，但从各地汇报的成果来看，围剿“黑诊所”并不轻松。

        据了解，2013年以来，浙江仅杭州市萧山区取缔各类无证诊所462户次；2012年，北京市一个季度取缔了“黑诊所”250家；2013年，河南称全年共取缔“黑诊所”3224家；2013年9月，国务院领导六部委再次开展全国性打击“游医黑诊所”专项整治行动。

        2014年2月，六部门联合打击非法行医数据公布，3个月内全国各地清理“黑诊所”5088个……

        原因一

        “以药养医”或为“黑诊所”成长添了一把柴

        6毛钱出厂的药物，医院卖到了13元

        “以药养医”这虽然是一个陈旧的“老问题”，但恰恰是这个从1950年代开始的中国医疗体制，或为“黑诊所”的成长添了一把柴。

        “以药养医”是由于政府财力不足，放权给医院将药品加价后卖给消费者，改革开放后，医院要负担自身的发展资金和医生的工资，在医疗服务价格受物价局制约的情况下，不得不通过药品销售维持医院运行。

        有个案例是，虽然明知“黑诊所”不能保健康，但进城务工者仍愿意铤而走险。为什么不呢？在北京打工的张小姐曾经算过一笔账，2013年她到正规医院看一次普通感冒就花去了800元人民币，相当于她每月四分之一的工资。而这一年，我国农民工月均收入2609元，新农合每人每年补助标准280元。城市医院高昂的费用和复杂的手续，将外来务工者挡在了大门外。

        此外，基本药物制度落实难，医院廉价药难寻， 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甘肃省卫生厅副厅长郭玉芬曾对药价贵有一个形象比较，“美国10美元的药在中国卖80美元，国内6毛钱出厂的药物，卖到了13元，利润高达2000%。”

        直接导致的现象就是：医院没廉价药，医生有心却无力，低收入患者看不起病，一次次诱发“自制透析机”、“自断双脚”、“黑诊所医死患者”的事情。

        原因二

        大医院看病“难”又为“黑诊所”浇了油

        挂号排队托关系，小病求医一整天

        如果说“药价”给“黑诊所”添了一把柴，那么繁琐的看病流程，贫乏的医疗资源导致的“看病难”又为“黑诊所”的柴浇了一壶“油”。

        几乎所有人都清楚，但凡是去浙一、浙二医院看病，也要至少半天时间，如果有个其他问题，复杂的各项检查又要耗时一天，以至于去黑诊所的患者坦言：“小问题，不用去医院”，也没那个时间耗。

        看病难究竟为什么？事实上，不是所有的病都要上大医院“抢”号子，一些基本的身体疾病，完全可以由基层卫生机构来消化。但基层医疗的发展情况，特别是农村基础医疗的发展现状令人担忧。

        根据有关数据，我国每年培养近60万名医学生，但只有约10万人穿上白大褂，下基层医生更是流失严重，收入低、不能实现抱负，是贫困地区留不住人才的原因之一。青海省黄南州尖扎县马克唐镇卫生院只有4名职工，为19个自然村的5040人服务，职工的待遇和所承担的繁重工作不成正比。

        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卫生厅副厅长郭玉芬谈到西部、农村医疗人才匮乏的问题，几乎要哭出来，她认为城乡医疗秩序混乱与基层医院建设不到位有重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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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三

        合作医疗跨地医保难题为“黑诊所”助了风

        现行医疗体制改革跟不上社会进步

        2012年，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陈竺被封堵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被记者追问“何时能够实现异地医保统筹”，陈竺称要到2020年。

        社会进步，人口流动，独生子女父母跟随看病的一系列问题开始浮出水面，不能异地即时结算费用，门口看病社保不报销的瓶颈性问题逐个现身，以至于医疗体制改革跟不上社会进步。

        “黑诊所”也是随着改革开放，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而出现的。此前，农村人口还未大规模流动，农村中延续着我国从1950年代后期到1980年代初期逐渐成形的农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

        但这项制度的基础是人民公社制度，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村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务工，农村合作医疗出现了严重萎缩。农村居民受到医疗保障的比率由1978年的85%急剧下降到1998年的13.7%。

        失去了旧保障，又受困于户口问题，不能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公共医疗资源的进城务工者，只能在城市陋巷中和边缘处的非法诊所里，解决治病就医的问题。

        终于在2003年，我国开始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才出现新的基本公共医疗服务，进城打工者的医疗问题看似得到了解决。但实际上，农民工作为城乡“两栖”人口，仍然处在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夹缝之中。

        前者要求他们回户籍地定点医院就医，路费和其他开销、异地就医等手续繁琐、补偿不能及时到位和比例降低，对于在城市里苦苦打拼的他们来说，并不划算。而后者又涉及到签订劳动合同问题，这对工作流动性较强的农民工来说难度依旧较大。

        原因四

        违法成本低终究为“黑诊所”点了火

        重拳打击不净，无风死灰复燃

        必须承认的是，从国家层面到地方层面，对于打击“黑诊所”的力度是空前的，可以说是：发现一起打击一起，但究竟“黑诊所”为什么会死而复生、打击不净呢？

        有专家表示，黑诊所之所以如此猖獗，除了有强大的市场需求，也与处罚难有关联。从目前情况来看，1994年颁布实施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已经滞后，无法对黑诊所形成震慑作用。

        目前，我国卫生行政部门打击非法行医的主要依据是1994年出台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多是采取责令停业、没收药品和医疗器械以及罚款等行政处罚。

        谈及到处罚，法律法规限定了对“非法行医”的处罚金额，对非法行医者或机构最多只能罚一万。其中分第一次行医的，罚3000元以下，第二次被查处，可罚款3000元以上，一万元以内。即便经济处罚，区区几千元的罚款与高额的利润相比，违法成本太低，根本无法对这些黑诊所起到震慑作用。

        而在最新修订的《刑法》里，对非法行医的入刑标准也只是定义为“情节严重”，但对于本罪的理解和认定，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争议。

        最终致使无证行医行为一般不触及刑法，而行政法规上又没有对无证行医者规定强制措施，几千元的罚款根本起不到震慑作用，他们很快就会重新换个地方“另起炉灶”，死灰复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