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拐期间有户口，被解救后成黑户，要交社会抚养费才能上户口，这再度暴露出计生捆绑的不合理。

　　据《羊城晚报》报道，1999年，在深圳打工的李钟祥夫妇的儿子被人拐走了，整整14年后才找回儿子，但现在又面临儿子没户口无法读书的窘境。原来收买他的人家非法办理的户口，已被注销；而李家要到福建老家办新户口时，计生部门要求补缴30万元的社会扶养费。虽然被拐卖的孩子是长子，但后面生的3个是“超生”，要交30多万元罚款。李钟祥称：“这三个孩子我都已交过8万多元的罚款，他们的户口早就办好了，这等于让我交两遍罚款。”

　　这是出人间悲喜剧。虽然我国法律没有细化到对“被拐的孩子找回来，引发的‘老大变超生’该如何处理”做出规定，但当地计生部门在开出30万“罚单”之前应了解，什么是善意解释法律原则。

　　当初李家的孩子被拐走了14年，期间李家与孩子不存在抚养监护关系，这种事实上的“剥夺”与孩子死亡无异；在此情况下，他们继续生的首个孩子，是基于“诚实信用”心理，按“主客观一致”原则，并未违反计生法规，也不应受到处罚。

　　可资参考的是，《民法通则》规定公民失踪四年就可以被宣告死亡；在被宣告死亡之后，配偶可以重新结婚；那么“被宣告死亡”的公民又回来了，另有婚配的配偶算不算“重婚”呢？对此最高法有明确解释，不算。这就叫“善意解释法律”，而政府部门也理应朝着对公民有利的方向解释法律。若当地计生部门非得“从严释法”，那岂不是被拐的孩子永远找不回来才好？

　　此外，本案也再度曝光了计生与户口、就学等挂钩，搞“株连式执法”的问题。要知道，即使存在超生，处罚的对象也应是父母，孩子本无辜，不应搞连坐、株连。此前贵州被曝自2013年开展“双诚信双承诺”，将计生与教育、医保、结婚登记等捆绑，结果，当地农民王光荣因为缴不起抚养费而割腕自杀，就将这问题置于公众面前。而今，这个案例再度让公众见识到了计生捆绑问题。

　　去年11月，公安部明确办户口时刁难民众，一律停职追责。今年以来，山东省和江西南昌市的户籍管理部门也决定，新生儿凭《出生医学证明》即可落户，与计生工作“脱钩”。而此案中，惠州市公安局已责成惠东县公安局尽快协助李家办理户籍。这应该肯定，但就该事而言，被拐期间有户口，被解救后反而成黑户，暴露的计生捆绑之不合理，确实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