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绿卡”被指不如护照好用 持卡登记被疑造假

　　中国“绿卡”尤其在服务业中的认知度偏低，导致‘形同虚设’的尴尬。用“绿卡”在银行无法提款、在宾馆登记被疑造假。大部分时间，持卡者不得不出示护照甚至工作证明来办理日常业务。

　　原标题：那些拿中国“绿卡”的“老外”

　　荣彼得：青春岁月献上海

　　银行家、慈善家、外国智囊，荣彼得在华工作十多年，一人身兼数职

　　位于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恒生大厦第37楼是荷兰安智银行上海分行行长荣彼得的办公室所在地。采访当天，办公室隔壁堆满了即将捐给四川雅安市希望小学的物品。

　　这位斯文高大的银行家指着窗外毗邻的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和竣工在即的上海中心，操着一口汉语向记者感叹道：“16年前我刚来上海的时候，这里什么都没有，这些年上海变化太多太快，我可以算是一个‘新上海人、老浦东人’了吧。”

　　沪上名人，老外智囊

　　“老浦东人”荣彼得是持有中国“绿卡”的少数外国人之一。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年底，只有4900多位外籍人士拿到中国“绿卡”，其中以“任职”身份获得“绿卡”者又仅占其中五分之一。因此，连荣彼得也觉得自己“够特殊”。

　　无论是在沪上的老外圈还是金融圈内，荣彼得皆声名在外。他担任荷兰安智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及该行大中华区跨国企业业务部门的主管，积极推动跨国企业在华的进一步投资和业务扩展。在2013年度同行业平均利润纷纷下降的大环境下，荷兰安智银行的利润逆势增长，获得了银监会的表彰。2009年，经银监会推荐，荣彼得获得上海“白玉兰荣誉奖”。

　　“白玉兰荣誉奖”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对获奖者辛勤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所有关心、支持上海发展的外籍友人的感谢。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网站的页面上，对荣彼得这样描述道：他主动向友人和业务伙伴介绍中国，鼓励欧洲华人在华投资，为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做出积极贡献。

　　“上海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地方，这里外资行里的外籍高层人士固然很多，但像我这样一待就是十多年的算是少数。”荣彼得告诉《国际先驱导报》，“来上海工作的时候恰逢亚洲金融危机，当时我正值30岁，没想到我的青春岁月都在这里度过，我的大儿子和小女儿也都在这里长大。”

　　在商业运作以外，荣彼得还致力于荷兰安智银行在慈善事业的发展。他组织公司员工投身于各种慈善事业，号召全行员工同他一起捐献部分年终奖，将自己经常往返荷兰出差的飞机票差价（每次约2万元）捐出，建立分行帮助儿童基金，专门帮助受贫困疾病困扰或者受灾地区的儿童，使他们能有机会完成学业。

　　银行家、慈善家，荣彼得的“身份”还不止于此。2010年至2013年间，作为中国欧盟商会上海董事会主席的荣彼得始终积极推动中欧在经济与文化沟通领域方面的发展，并每年发布“上海之声”报告传递给中欧政府，报告先后聚焦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及跨国公司区域总部落户等议题。而荣彼得本人，亦充当了中国政府的外国智囊。

　　中国绿卡不如护照好用

　　“上海是我的第二故乡，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日常生活中，我做的是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很高兴得到了政府的认可。”荣彼得说。

　　获得“白玉兰荣誉奖”后，荣彼得于2012年申请了中国“绿卡”并获批。“我周围有不少外国朋友都很羡慕我可以拿到在华永久居留绿卡，不少企业外籍高管至今尚未成功申请到，毕竟中国绿卡的门槛比较高，白玉兰奖几乎是基本的申请门槛。”荣彼得解释道。边说着，他从钱包中拿出了那张淡绿色的身份证，在记者面前“得意地”晃了几下。

　　听闻中国“绿卡”可能会降低门槛的消息，荣彼得也感到很高兴。“降低了门槛，中国未来将吸引更多国际高端人才来华工作。”说着，他又滔滔不绝地讲起对未来的展望：“中国的经济从短期而言，就像所描绘的波浪线，波动性较大；但从长期来看，则是一条向上的直线，发展的方向是很明确的。我对中国的可持续经济发展充满期待，对上海的发展前景尤其看好。”

　　不过，拿到“绿卡”后，荣彼得也有烦恼。日常生活中，荣彼得先后经历了用“绿卡”在银行无法提款、在宾馆登记被疑造假等一系列遭遇。“大部分时间，我还是不得不出示护照甚至工作证明来办理日常业务。我非常期待中国‘绿卡’在未来能够被更广泛认可，相关配套服务能够跟上，否则持有绿卡的意义何在呢？”

　　诺扬·罗拿：文明巡访团里的“洋啄木鸟”

　　罗拿最看重自己在文明巡访团的工作，他拍下城市中各种不文明现象的照片，如闯红灯的行人、霸占人行道的车辆等

　　尽管腰部劳损且行走不便，但当听闻记者要采访关于中国“绿卡”的话题时，他还是准时赴约，并用标准的普通话详尽讲述了自己拿到“绿卡”的“酸甜苦辣”。

　　曾为中土领导人当翻译

　　今年58岁的诺扬·罗拿，从小就对汉学十分感兴趣。上世纪80年代，作为中土建交后第二位公派到中国的留学生，罗拿来到中国学习中文和历史。1996年，来到上海，筹建土耳其驻沪总领事馆。现在，他是土耳其第二大银行、土耳其担保银行驻上海办事处首席代表。

　　“掐指一算，我在中国已经生活32个年头了，我有着浓浓的上海情结。”罗拿说。

　　因为流利的中文以及曾经的外交官背景，罗拿多次为中土两国领导人当翻译。但这些经历，他平时很少向人们讲起，只留有一些珍贵的照片在手机相册中。

　　罗拿说，他自己更看重的“使命”是在文明巡访团的工作。文明巡访团里的外国人，人称“洋啄木鸟”。罗拿的手机相册里满是他拍下的城市角落中各种不文明现象的照片，如闯红灯的行人、霸占人行道的车辆和小商贩、不合规的交通指示牌等细节。工作日，罗拿是穿着西服、打着领带的银行家；下班后，他便常常在社区里“明察暗访”，纠正各种不文明现象，或者去养老院做志愿者。

　　“我喜欢中国，这里是我第二个家，为自己家做点事我很乐意。我感到自己身上有一份责任，就是让中国变得更好。”罗拿充满激情地说，“事实上，每一个在这里生活的公民都有责任让中国变得更发达、更文明、更干净、更和谐。”

　　中国绿卡还需提高普及率

　　由于常年细致无私的奉献，罗拿于2012年从上海市长韩正手中领取了“上海市荣誉市民”证书。鉴于“荣誉市民”称号是上海对外表彰的最高奖项，罗拿顺理成章地在2013年获得了中国“绿卡”。

　　起初，罗拿喜出望外，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他那么幸运。但后来，他逐渐发现，这张中国“绿卡”的“含金量”未必像他预期中的那么高。

　　和荣彼得一样，“有一次，我拿出中国‘绿卡’，去银行办理提款业务，却遭到对方一口回绝；还有一次，我用‘绿卡’登记入驻酒店，前台依然坚持要求我必须提供护照。”罗拿诉苦道，“没想到中国‘绿卡’还不如护照管用。”

　　罗拿为此专门翻看查阅了有关《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享有相关待遇的办法》，他发现其中清晰定义了外籍在华人员的权利和义务。

　　“显然，上级制度制定与下级执行环节有所脱节，中国‘绿卡’尤其在服务业中的认知度偏低，导致‘形同虚设’的尴尬。”罗拿认真地说。

　　他表示，中国只有让“绿卡”的社会认知度和普及率更高，才能有利于大规模吸引国际人才，而中国的发展必须这么做，“因为中国梦不仅是中国的梦和中国人的梦，也是每一个人的梦。”

　　(国际先驱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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