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辽宁高考文科状元刘丁宁在入读香港大学一个月后，放弃72万元全额奖学金，选择退学复读，希望能进入北大中文系学习更纯粹的国学。今年她以666分再次拿到辽宁高考文科状元。两度中甲使刘丁宁成为高考“状元中的状元”。

　　然而刘丁宁触动了舆论，更多还是因为她弃港大、进北大这一不寻常的“反悔成功”。在贬内地名校、扬香港名校的舆论场上，她成了一个突出的逆向符号。在昨天的互联网上，嘲笑她“偏执”、“脑子有病”的声音似乎比祝贺她的声音还要多。

　　我们想说，从港大退学及重考北大，都是刘丁宁绝对意义上的个人权利。仅就一个高考生来说，她完美实现了对个人规划的调整，展示了在学生阶段对人生选择的驾驭能力。

　　高考体制自有它的问题，但一个考生没有义务为这些问题承担责任，他们需要做的是在这个体制中获得成功。刘丁宁代表了高考领域的辉煌，她对无数考生来说，是个正面形象。

　　对社会来说，刘丁宁的二度选择值得思考。她是一个鲜活的例子，表明进香港名校并非对内地优秀考生都是恰当选择。刘丁宁放弃港大72万元奖学金的优厚条件，重选北大，首先是她个性化的原因，但通常来说，个性化与普遍性有着不同程度的相通。

　　内地名校近年来遭到舆论的过度攻击，甚至有点被污名化了。这些大学培养了绝大多数中国的顶级人才，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强有力支撑。它们的经验以及与中国现实相契合的底蕴都十分宝贵，这不是外部大学轻易能够取代的。

　　香港名牌大学自有其独特优势，但它们同内地名校是在不同领域各领风骚的关系。将它们的短长进行意识形态评价是很偏执的做法，这会扭曲评价体系，误导考生和他们的家长。

　　自由派人士近年来瞄准北大、清华等内地名校，试图把国内高等教育解构成僵化的灌输以及“政治洗脑”。其实，全世界大学里都有主导性的思想和价值观体系，相比较而言，内地大学对多元化的容忍度并不比外部的很多大学差。比如在香港的大学里，很难有持内地主流政治观点的学者教授登上讲坛，在那里也有他们的主流选择。

　　公正地说，香港同内地名校的可比性相当有限，刻意扬此贬彼在学术上不严肃，往往是其他考虑在作怪。优秀考生无论选择香港大学还是北京大学，都是正当的。硬要在港大和北大之间比个高低，并且将这种比较上升成高教制度的优劣，这已不是教育评论，当中充满了情绪和政治性的东西。

　　猛烈攻击国内的高等教育，在新中国历史上都不是好的征兆。反右时，高校是重灾区。“文革”时，高校一度停办。现在又有一些人跟北大清华等国内一流大学过不去，把它们批得一无是处，仅从经验上说，这股力量大概是“善者不来”。

　　这些人真正要打的恐怕不仅仅是这些大学，而是同这些大学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国家主流的一切。▲(作者是环球时报评论员)